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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的历史演变与民族整合问题 一、 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首先，让我们看看沟口雄三想将辛亥革命置于宏观历史地位的观点。沟口与西洋思想史家川出良枝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应该把以千年为单位计算的历史“纵带”和以实体、观念为主的欧洲“横带”之交叉点作为研究场所,来反驳过去对中国“近代”的传统解释。他说:“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以连省的形式来进行的。从横带的角度来说,其民族主义、打倒王朝体制和向共和政体的过渡等主张,几乎都可以用欧洲概念来进行说明。这种解释或许成为一种清朝是被欧洲的力量所打倒,然后中国才变成了军伐割据的‘混乱’的趋势之印象。事实上,省的独立运动是以省作为行政单位,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很有组织地运转的结果。这种省自立的完成过程,也就是推翻王朝的组织性完成过程。坦率的说,推翻王朝体制的基本力量是纵带,而不是横带”。 其发言的宗旨是,应该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历史持续当中,或在内发性自我发展的延续线上来定辛亥革命的地位。的确,“横带”的看法,即是仅以西力东进,启蒙、近代化等标语来定中国的“近代”的看法,近来在对西洋中心论者的批判中,也有相当的反省表现。这种趋势,算是从中国史的固有性、特异性的立场上,重新对欧洲价值进行考察的一种尝试。不仅如此,且是为弄清中国的具有规律性历史变动,必然地引导我们对于普遍的“近代”进行自我反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强调“纵带”的沟口的“近代”论,可以说是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思。 但是,推翻王朝体制的基本动力是否在于“纵带”,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去考证。这与其说是在实证的水准上去考证,不如说是关系到认识者的视角更为妥当。所以,马上要对此提出结论是不可能的。与其提出“纵带”和“横带”到底哪个是“基本的”,不如对纵横交叉的状态,也就是说,着眼于纵线和横线所织出的布的模样,才会有建设性的议论。沟口对于只以“横带”来论述辛亥革命的既往研究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忽略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主义或近代化的问题,也许到头来会把革命所持有的,向“普遍”方向的可行性通路给弄窄了。 不管怎样,辛亥革命对作为“纵带”的中国政治机制——中央和地方关系、集权和分权(郡县和封建)、治和乱、天下和国家等等——的一种新的发现是不容置疑的。省自治、联邦国家、联省自治等民国以后出现的政治构想,也有必要从这个视角去再度考察。 问题在于,以辛亥革命为转机的近代中国之政治统合,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另外,把握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体制,应该怎样在“世界史”这样的纵横时空中定位?遗憾的是,报告者对这类大的问题并无充分答复的准备。在此,也许会有些绕远了点,在以下的报告中将着重考虑20世纪初期在东亚爆发的辛亥革命,既是民主共和革命的同时,也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革命,并且与其民族革命当初的目标(排满)相反,不是统合“内中国”,而是把同“外中国”合起来,实现了“大中国”的统合这一问题的历史性意义。 这里所说的“内中国”、“外中国”之用语,是从妹尾达彦借用的。有着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民族构成等成分的清朝统治空间的双重构造之意。众所周知,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之排满运动,虽然举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是,其所要“恢复”之“中华”的空间领域是明朝版图的“小中国”加上“外中国”的“大中国”。如果把中国的历史,以妹尾所说的“小中国”(农业圈)和“外中国”(牧蓄·游牧圈)的组合过程来看,或者是“小中国”和“大中国”之交替过程来看,辛亥革命即是继承了清朝所实现的“大中国”之领域空间,并且,重新组成内外合一的主权国家的运动。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又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次大的政权交替的过程。另外,还经历过多次内乱、分裂和战争。然而,一直却被认为是一个连续的政治实体。一个“中国”的求心统合力,伴随着“富强”和“独立”的标语始终左右着近现代中国之政治变动。从国家主义的水准上,近代中国把帝国的复合性民族结构或重新构成为“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国民共同体,并且把她与“中国”这一政治单位安排得恰到好处。 二、 保五族使用了大量的民族 “中华民族”之说,从表面上看,是孙中山在1920年左右开始使用,并且后来被公认为是民族理论的。词的出处恐怕还得从梁启超谈起。但是,作为政治标语,确实是从孙中山讲的“三民主义”开始的。 虽然如此,在民国初期,就像孙中山所说的,并不是以单一的“中华民族”来统合国家,而是以“汉满蒙回藏”诸族协同的“五族共和”为标语的。与中华民国创立的同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他的《宣言书》中提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既主权在民的原理。并说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与此步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