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对话到方法转向-李约瑟难题研究进路分析.docxVIP

? ? 从“问题对话”到“方法转向”--“李约瑟难题”研究进路分析 ? ? 马会端,黄青锋 (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辽宁沈阳 110819) “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问题。众多学者对此问题试图展开多层次对话,给出种种尝试性的解答,但是迄今也没有找到统一的答案,而始终处于各种纷争之中,乃至出现了从“问题之谜”到“问题研究之谜”的学术现象。是限于学术问题本身的持续思考,还是走出问题自身而在方法论意义上寻求其更深层次的启示与意义,是值得大家深思的。我们试图通过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历程梳理,基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转向,以及对待“李约瑟难题”研究应当坚持的原则。 一、“李约瑟难题”表述及其理论视野 我们认为,“李约瑟难题”表述本身是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所谓确定性是指李约瑟指出的问题的确在历史上存在着;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李约瑟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文章中对该问题有过多种不同的表述。正因如此,对“李约瑟难题”本身在当今学术界作一个公认的概念性界定不仅很难,甚至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要对其进行解答,逻辑上就必须对这样一个既传统又难究其理的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视野界定。从论题表达上来说,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达有不同版本。通过一些学者对该问题表述的综述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难题”的表述主要集中于表达以下两个核心疑问:“为何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地造福人类”(命题1)?“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产生,而不在中国”(命题2)[1-2]?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中国近代科技为何落后,近代工业革命为何没在中国发生等问题的表述。我们在其他学者综述的基础上,基于万方数据库对近三年(2007—2009年)的表述加以统计,发现以命题2和以命题1及命题2综合的形式表述的最多,其他表述形式相对较少,具体见表1。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国内学界对“李约瑟难题”的问题表述已经基本达成了命题1和命题2综合的共识。这样的表述很好地体现了李约瑟本人的思维逻辑:从20世纪30年代思考近代科技为何没在中国发生,到50年代形成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整体性认识和评价,再到60年代转向对中国古代科技应用有效性的追溯,最终形成了当前学界广泛接受的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表述[3]。 表1 2007—2009年对“李约瑟难题”表述形式的统计 通过对李约瑟本人在不同时间、不同著作中对该问题论述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难题”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集,它是李约瑟对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一种交融性思考。我们似乎还可以对“难题”的理论视野加以拓展,即它还应当引申出一系列理论思考:如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没有实现质的飞跃而长期停留在经验科学阶段?为何只有经验科学的中国能在技术发明和应用方面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虽然缺乏理论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何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断?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李约瑟难题并不能仅仅限于当前国内学术界所集中关注的两个,而应有更广泛的思考范畴。也正因如此,学术界对“难题”的对话似乎永无止境,其终极答案也就无法穷尽,从“问题之谜”走向“问题研究之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同时,“李约瑟难题”又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问题。从问题的内涵和研究的实际效果来看,它设置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切入点,启发人们从各个学科、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并在研究过程中开启了许多新的范畴,激发了巨大的研究辐射效应,远远超出了问题自身的理论初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其研究走向一条从问题自身的“问题对话”到问题探讨的“方法论转向”的必然之路。 二、国内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与对话 由于“李约瑟难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上世纪40年代提出以来,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艰苦探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在学术论文方面,20世纪40年代就有15篇、50年代14篇、60年代7篇、70年代17篇、80年代37篇[4],但学界对其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反而形成了一些见解独特、特色鲜明的流派。这些流派大致可分为:立场坚定、居于主流的求解派;善于思辨、视角独特的质疑派;倾心调和、注重实证的中间派;关注现实、强调转型的转型派。 求解派在肯定“难题”合理性的前提下,致力于问题的解答,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基本论点:“文化影响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冯友兰等;“技术供需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姚洋、林毅夫等;“社会因素制约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竺可桢、林文照、王亚楠等;“系统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金观涛、吴彤等;“科学建构论”:代表人物有杨振宁、丁昌林等。质疑派在否定“李约瑟难题”合理性的前提下,对难题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质疑,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基本论点:“无意义说”:主要代表人物有吴国盛、江晓原等;“逻辑矛盾说”:主要代表人物有张秉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