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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郊区的历史演变 城市郊区是指围绕城市而建一座环绕着城市的区域。说得更科学一些,城市郊区应该是城市市政界线以内、城区用地周围的田园景观地带和紧密为城区服务的农副业经济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已有“邑外为郊,离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的记载。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市政界线的形成和变迁,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职能的完善而逐步实现的。北京城市郊区的形成和变迁就是典型的一例。 目前北京城市郊区包括六区八县,其中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为近郊区;门头沟区、房山区为远郊区;大兴、通县、顺义、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延庆为远郊县。总面积为16,721平方公里,人口约654万(1983年)。 今日的北京城市郊区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而后形成的。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燕都蓟城至金中都期间,尚未形成有明确市政界线的城市郊区,只是处于城郊状态。 第二阶段:从元大都至民国北平市期间,逐渐形成了明确市政界线的城市郊区,并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市郊区迅速扩展,以至形成今日的市域。 上述三个阶段前后相继,密不可分,并且每一个阶段都与北京城的历史地位和城市职能息息相关。 北京城的原始聚落,名蓟。至春秋战国时代,蓟城是燕国都城,为“渤碣之间一都会”。那时候,人烟尚稀,蓟城不可能领有为严格界线所划定的郊区,但是在城郊已建有燕国的离宫别馆。文献记载,蓟城西三、四十里地有燕国的宁台、元英、磿室等宫殿。 两汉至隋唐间,蓟城一直是州郡(国)治所,是经略北方的军事重镇。隋大业七年(611年),煬帝用兵辽东时,遣将于蓟城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遗,行宜社礼;又于蓟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这里的蓟城南、北,显然是指城郊而言。这一事例说明,城郊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场所。 辽建陪都于蓟,城改名南京,又曰燕京。又于南京置析津府,统六州十一县,其中析津、宛平二县附郭,城郊即由两县分治。从辽南京城内尚未出现市政机构这一点推断,南京城本身亦由析津、宛平两县分管。因此,辽南京尚不是独立的城市,也就不存在城市所领属的郊区。 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三月,命从东、西、南三面增扩燕京城后,周垣达三十六里上下。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城,改号中都,置中都路,并改原析津府为大兴府,改析津县为大兴县。时大兴府领十县一镇。其中大兴、宛平二县附郭,对城郊的管辖一如辽制。但是,金中都城内已设有左右两警巡院,负责“括户籍”、“检民力”。因此,金中都已出现了市政机构。《金史·地理志》谓中都属中都路,那么中都内左右警巡院亦当属之。中都路大兴府所领之大兴、宛平二县虽系附郭县,但与警巡院不相统属。因此金中都已出现了市政机构。《金史·地理志》谓中都属中都路,那么中都内左右警巡院亦当属之。中都路大兴府所领之大兴、宛平二县虽系附郭县,但与警巡院不相统属。因此,中都城对其周围地区仍然没有领属权,也就是说,中都城外未能形成有明确界线的郊区。 尽管辽南京和金中都尚未领有一定范围的郊区,但与城郊的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金代,不但利用中都东北郊外的天然水泊营造了大宁宫,为日后大都城的兴建奠定了基点,而且在西郊玉泉山、香山等地修建行宫寺院,作为巡幸驻跸之所。又于南郊大兴县境营造建春宫,开辟游猎场所,同时于中都门外夹道重行植柳各百里,完善道路系统。金代在中都四郊的广泛活动为后来郊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为逃避北方蒙古人的威胁,迁都汴梁(今开封)。翌年,中都城为蒙古兵所破,改名燕京。时城内宫阙,尽遭焚毁。其后过了四十九年,即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决定建都燕京,仍称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始于中都旧城东北郊另建新城,初亦名中都。至元九年(1272)新城改名大都。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内除宫城(大内)和皇城(萧墙)外,又分五十坊。至元十九年(1282)废故大兴府置大都留守司;二十一年(1284)改置大都路总管府,领院二、县六、州十。州领县十六。所谓二院,即左、右警巡院,分领大都城内坊市民事,实为大都市政机构,但与分治郭下的大兴、宛平二县不相统属,这一点当是金中都行政制度的延续和继承。元世祖中统(1260—1263)年间,为防盗起见,曾于各地设置巡军弓手,“验民户多寡,定立额数”。每百户取中产者一人以充。到至正(1341—1368)年间苏天爵任大都路总管时,京师计设弓兵2085人11,在大都各城门外的关厢中,西北关厢巡检司30人,南关厢巡检司37人,东关厢巡检司人、据此可以大概推知当时的三个关厢巡司所领人户分别为3000户、3800户和1800户。由些可见,元大都城的关厢获得了相当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