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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族文化的功能研究 农村家庭文化是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以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为纽带, 以自然村落或行政村落为范围, 以家族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 以家族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的一种文化形象。家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功能、行为、伦理、观念、心态、精神、礼俗等若干层面。在古代, 尤其是封建社会, 由于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存在, 农村家族文化非常兴盛。在近代, 随着封建君主制的覆灭, 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文化的传播以及战争的劫难, 家族文化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大大动摇。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瓦解了家族文化的组织结构与生存环境, 作为一种有完备的组织系统、完善的组织形式、严格的组织机构、严密的组织形态的一种制度文化已不复存在。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中国广大农村, 尤其是南方农村, 家族文化又重新兴起, 并且在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何看待农村家族文化的“回流”, 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本文力图从家族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异与时代趋同入手, 分析农村家族文化的时代表征和价值功能, 以寻求农村家族文化与农村现代化有效对接的合理性。 一、 家族文化的消解与重建 在传统的家族社会中, 族长、族规、宗谱、宗祠、族田五要素构成了家族的内涵与特点, 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等构成了家族文化的主要特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由于家族制度的瓦解, 家族文化所内蕴的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等基质在不同层面得到了消解或重建。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 农村家族文化已不具备传统家族文化所具有的典型的组织特征和功能作用。无论在内部结构还是外部表现形式上, 家族文化主动放弃不适应的一些文化要素, 改造其文化要素中的落后性质或者吸收一些时代所赋予的文化要素, 对自身进行结构性改组, 其内涵和功能都发生了历史性嬗变, 表现出鲜明的变异与社会趋同性的时代表征。 1. 血缘关系的弱化与家族文化的复归 从地理环境上看, 聚居性是传统家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生者不远别, 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墓, 坟墓多绕村”, “一村惟两姓, 世世为婚姻, 亲疏居有族, 少长游有群”是典型的中国古代传统家族文化的生动描述。这种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融为一体, 构成传统家族文化的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 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革, 社会流动的加强, 农村家族的血缘关系已经相当弱化。虽然家族共同体的成员仍凭着血缘相同相互认同, 但血缘关系的社会意义已基本丧失, 决定人们社会地位以及起主导作用的是代之而起的人的品格、能力、职业、财富等新的社会要素;在地缘关系上, 尽管聚族而居的村落仍然存在, 自然村仍旧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行政区域的基础和主要居住模式, 但愈来愈多的农民不再完全束缚在土地上, 他们已加入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性不复存在, 农村社会呈现出流动性、杂居性与聚居性并存的局面。 2. 家族文化的“热”益性 传统农村家族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族内严格的辈份等级性, 按血缘辈份划分等级, 长幼尊卑各司其职, 皆不得僭越本分, 如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对于“诸卑幼者”, “事无大小, 毋得专行, 必咨禀于家长”。他们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家族内成员进行控制, 家族内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纵向控制结构。在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关系的冲击下, 家族内部的这种森严的组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横向的协商式的结构模式逐渐替代了纵向的控制型模式, 家族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变异和社会趋同, 辈份不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它仅仅表现为家族内长幼的一个标记, 家族内的关系比较松散, 结构力呈横向分布, 平等替代了尊卑。在一部分家庭中, 长者丧失了传统宗法伦理所赋予的神圣权威, 甚至一落千丈, 受到家族内其他成员公开的侵犯, 经济权威与先进的思想意识权威覆盖了传统的家长制权威。“这些传统制度下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的角色, 现在权力膨胀得很快, 甚至完全凌驾于长者之上, 因此, 伦理规范及其内在凝聚力对扭结宗族成员固定模式下形成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的作用已愈来愈小”。① 3. 重建农村社会经济 由于家族的血缘性、聚居性、社会生产的农耕性, 传统家族的生活方式是相当封闭的, 这就造成家族的视野和经济活动空间的狭窄, 家族成员有很强的文化依附。经过现代化力量的冲击, 这种封闭的“熟人社会”和“圈子意识”的格局已被打破, 农村的社会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调整与组合的新阶段。一是家族内部力量的积蕴, 如生产力的提高, 农耕性的改变, 商品交换的需要, 观念的变化;二是社会关系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