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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献目录分类及目录体制的创立 本文在《经、史、子、集》第四卷中对众多文献进行分类和编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的文献目录方法。其方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与准备过程, 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与学术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是古代中国文献目录学者智慧的结晶, 充分体现了中国文献目录分类的特色。本文拟对唐代以前中国文献目录分类观念、原则及分类方法进行一番梳理, 旨在弄清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及其他重要的文献与目录分类法的产生、沿革过程。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初步的文献及学术分类, 尤其是战国, 百家争鸣, 诸子著书立说, 学术极为兴盛, 学术分类亦随之而兴。《尚书》作为上古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 就以体分为典、谟、诰、誓四类;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所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则与日后的文献分类颇为相似。孔子授业诸生, 内容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类, 已经是很清晰的学科分类了。《庄子·天下》分当时学术为七派, 不仅辨析各派之倡导者, 还概述各派之学说之大要, 评价其得失, 这几乎就是后来文献目录的基本体例。《韩非子·显学》中记:“儒分为八, 墨离为三”, 准确地说明了其时儒家、墨家学派的发展状况, 另也可以认为韩非子对学术大类之下分支小类的注意。另外像先秦时期士大夫的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也是比较清晰的应用科目的分类。 此时最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作品的分类。《诗三百》以诗之不同音乐特点将305篇诗歌作品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在“风”、“颂”之下又以作品的不同产地划分小类, 即周南、召南、邶、 汉代是经济文化极为兴盛的大统一时代, 文献典籍日益丰富, 汉中央朝廷极其重视图书、文献的搜集利用。汉代初年, 汉武帝、汉成帝均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征集图书, 各类图书随之充集掖廷。《汉书·艺文志》载“汉兴, 改秦之败, 大收篇籍, 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于是建藏书之策, 置写书之官, 下及诸子传说, 皆充秘府。至成帝时, 以书颇散亡,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文化繁荣学术著述大兴的基础上, 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编目、辑录的研究与应用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出现了划时代的成果。其代表就是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的出现。作为对所有文献图书的最早综合性的分类目录, 《别录》、《七略》不仅是秦汉以来文化繁荣学术进步的具体体现, 而且它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以清晰完整的目录分类观念、原则对此后中国的文献目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诚可谓筚路蓝缕, 泽被后世。 刘向作为当时朝廷众多整理国家文献图书的学者, 除了专门校录整理经传诸子诗赋类文献之外, 还负责整个整理图书的考订辑录工作, “每一书已, 向辄条其篇目, 撮其旨意, 录而奏之。” 刘向的工作持续了近二十年, 有人将他撰写的书录结集为《别录》, 此书可以视为当时文献图书的提要书目总编。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 在《别录》的基础上, 按图书的性质及著述的先后顺序, 撰成《七略》,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综合性的图书分类总目录。《七略》分文献为六大类, 另有辑略总冠全书, 概述学术的发展源流及文献书籍之收集整理过程与存世的情况, 属于各类图书序录之汇编, 显然不是文献的一大类。所以我们可以视《七略》为图书目录的“六分法”。其大类下又分为若干种, 属于细类、小类。种下则有家, 属于目。这样类、种、家就构成了刘向六分法图书文献分类的结构主干。体例严谨且条理清晰。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实用便利的文献分类目录。 《七略》不幸亡佚, 值得庆幸的是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沿用《七略》而编成, 这样《七略》大致内容也就因之得以保存。《隋书·经籍志·总序》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光武中兴, 笃好文雅, 明、章继轨, 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 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 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 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 固又编之, 以为《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古代目录书, 它虽主要依据《七略》, 但仍然有其新的东西, 班固自己就在《总序》里说“今删其要, 以备典籍”, 对七略进行了删减加工。《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分类也分为六类, 与《七略》的六略分类相同, 但是辑略这一部分的内容却散入各种类书目介绍之下, 这样叙述学术源流就显得非常精当合理。《汉书·艺文志》所收录书籍文献的数量空前增加, 其六大类目下共收录38种596家, 计13269卷。值得注意的是它把文艺略置诸全志之首, 在诸子略中把儒家放在诸子之前。这一变化, 反映了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政策之后, 儒家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形成, 同时经学繁荣的状况亦开始出现。《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共录103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