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海归文学中的族群认同与跨国认同.docxVIP

城市新移民海归文学中的族群认同与跨国认同 　　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也为新移民文学的兴起与壮大提供了土壤。2000年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国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吸引了城市新移民群体的回归，海归文学逐渐呈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挣扎过程，逐步站稳了文学一派的中心舞台。移民海归文学中的“离散意识”在文本刻画中表现了独特的东方与西方、母国与移居国、离散与回归之间的张力，也呈现了比较复杂的族群认同与跨国认同。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海归文学;族群认同;跨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15-0097-03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人才流动的大门敞开，大批国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去往国外。这些人中一部分选择移居他国，或获得绿卡可长期居住于国外，被称为“新移民”。作家群体也不乏其中。他们的创作独树一帜，有比较鲜明的表现手法和主题阐释，逐渐被定义为“新移民文学”或“新移民作家”。总的来说，新移民作家群里分为两类：一类选择用英文作为写作语言，试图在新的环境中落地生根，尽快融入移居国的文化中，这其中包括哈金、闵安琪、高行健、戴思杰等，他们虽然无一例外地在书写中国故事，但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却往往倾向于移居国，为了迎合当地的读者群，他们的叙事方式、意识形态色彩都不自觉地向其靠拢。因此，汉语文化圈对他们的认可度也比较低。另一类新移民作家则选择了回归。改革开放为其回归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同时，他们的海外题材作品成为国内人士了解海外的重要窗口，得到了国内读者的青睐，而相比之下，异国的谋生和求学受到了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多种制约，边缘写作群体的地位难以突破。在这两种一拉一推的力之间，他们回到故土，仍然选择用“安身立命”的汉语写作，将文化取向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他们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回流”，即返回到母国生活和工作，甚至求学，每年半数以上时间留居国内，参与国内的各项文化学术活动。这其中，查建英、严歌苓、虹影，刘荒田等一批新移民作家率先回归，加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队伍，争相出版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正如严歌苓曾说，她乐意频繁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回望故土”、重新“书写历史”。她说，“我永远在中国，也永远会用中文写作，我的作品永远在中文读者群”。[1]刘荒田也说，“我是在汉字里安身立命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汉字的国度去，一如落叶归于泥土”。[2]新移民作家的回归群体迄今为止已多达数十人，包括近几年才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好评的诗雨、秋尘、吕红等，这些作家被称为“新移民海归作家”。 　　二、宏观文化场域中的跨国认同增强 　　（一）以抽离的视角审视文化差异 　　早期的移民文学中着重于将厚重的历史置于笔下，重新深读华裔在移居之后所承载的民族意识和中华文化传统。然而，在传承实践中，这种意识不断地受新的环境场域的再生性影响，文化不再是一代一代传承不变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初始哲学，而是由于承载文化传统的人的改变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对文化的动态本质的理解和解释，意味着文化认同不可能是一个先于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的根本或核心，恰恰相反，认同的形成是自我整合的过程，是变化的、松散的。由此，跨国移民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中被提出。这一概念强调当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新移民海归文学也呈现了这一特点。 　　21世纪以来，新移民海归作品里逐步淡化了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和浅表的文化冲击主题，而是更为注重对现实经验、异国情境中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族裔文化特性等重要社会层面上的文化思考，再现和传达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对话和沟通，以“抽离场外”的叙事视角深刻审视两种文化的长短，客观冷静地评价，建立了真正的跨国视域。 　　秋尘的《盲点》投射了美国办公室政治的复杂和阴暗，刻画了市政官员、秘书、火警、软件公司职员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白人与来自内地、香港区域的华人移民相互交锋，戏剧性地表达出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种族混杂、文化拼盘的特性。中国文化的柔与美国的刚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而树明的《漩涡》则展示了美国的选举政治，刻画了华人移民在竞选市长的过程中遭遇的黑帮恐吓、对手陷害以及种族主义的敌视，揭示了多元文化之中少数族裔参政的艰难之路。华人移民在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及历史上受排挤等因素的支配下，长期以来倾向于远离政治，独善其身，是“沉默的模范种族”。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后带来的民族自信的增强，华人移民的政治热情日趋增加。同时，政治地位的提升也显示了华裔族群对平等权利的渴望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