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创作（课堂PPT）.pptVIP

第二讲 左翼文学创作 一、“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 左翼文学首先是以“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出现的，其代表作家—— 蒋光慈(1901-1931） 又名光赤，河南固始县人，1921年5月至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时开始文学创作。 1924年秋归国后至上海大学任教，11月与沈泽民等组织春雷文学社。 以写情绪激昂的新诗踏人文坛， 1925年1月出版诗集《新梦》，1926年以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 他十分赞同 “文学就是宣传”的文学主张。 其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和短篇集《鸭绿江上》充满诗情与浪漫色彩，前篇作品被称为“革命文学的发轫之作”； 《短裤党》是一部着力描写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的作品。 后期从他的中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等作开始描写革命者的恋爱故事，即 “革命+恋爱”的小说： 其特征为——在革命题材的一贯粗豪的情感中注人浪漫的柔情，极力为革命者蒙上一层罗曼蒂克的面纱，内容不是革命如何战胜恋爱、如何为恋爱所累，就是在革命中情感得到升华，形成了“革命+恋爱”的概念化、模式化写作，又被称为“革命的罗曼蒂克”。 由于蒋光慈当时在革命文学中有较大的影响力，而“革命”与“恋爱”又颇符合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味，所以这种模式一经问世便在左翼文坛中迅速蔓延开来。 类似的作品还有： 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流亡》、《前线》、《转变》）； 华汉（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 （又称“华汉三部曲”，包括《深人》、《转换》、《复兴》）； 戴平万的小说《丰收》，楼建南（楼适夷）的《挣扎》、《盐场》，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到莫斯科去》等等。 茅盾、瞿秋白等对这种文学模式曾给予批评。 1932年胡风书局重印华汉《地泉》： 书前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和作者本人的五篇序言，对此创作方法给与批判，以倡导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是又一个新的错误）； 华汉认识到这是“把现实的残酷斗争神秘化，理想化，高尚化，乃至浪漫蒂克化。” 茅盾将此概括为：政治宣传大纲加公式主义的结构和脸谱主义的人物。 蒋光慈虽希望在其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又名《田野的风》）中清除这种流弊，但作品还未出版作者即辞世。 二、“左联”五烈士的创作： 1、殷夫（1909-1931）诗创作 他是左翼文学的前驱诗人，他的短暂一生献给了革命和诗歌。 1929年起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活动，1931年2月就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2岁。 生前有诗集多部但均未出版，影响较大的是经鲁迅收存，并为之写序的诗集《孩儿塔》。 殷夫诗歌创作个性的形成，与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的成长联系在一起。 诗作《别了，哥哥》，是诗人与自己当国民党军官的哥哥决裂的倾述，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发自内心的宣言。 革命的信念和诗的激越情感，构成了殷夫诗歌的基调。 从革命的生活中提炼诗情，殷夫的诗充满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强调诗歌对于革命运动和革命实践的鼓动和记录。 殷夫并没有简单地处理诗歌艺术与革命的关系，《血字》无论构思还是诗美的意象追求，都可见诗人的独具匠心的艺术追求。 用政治抒情诗（或红色鼓动诗）来概括和总结殷夫的诗，是十分贴近诗人的创作实际的，殷夫的政治抒情诗代表了新诗自身发展的一种路向。 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称殷夫的诗： “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炼，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2、柔石（1902-1931）的小说创作： 他是在“左联五烈士”中小说成就较高的作家。 他1920年代中期就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篇小说《三姐妹》，这些作品充满着浪漫抒情的色彩，大都以爱情、婚姻为题材。 而给作家带来较高声誉的作品，是后期的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 《二月》以青年教师萧涧秋曲折的人生奋斗和爱情选择，形象地揭示了青年知识者在新的现实面前必须重新思考“五四”以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 柔石《二月》改变电影剧照 《为奴隶的母亲》剧照 《为奴隶的母亲》曾产生过国际性的影响，写被“典妻”的春宝娘忍辱负重的悲惨人生，凸现了贫困的劳动妇女精神的麻木和命运选择的无奈，作家笔触细腻而又力透纸背。 柔石的创作大都秉承了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传统： 探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幸命运，后者更有作家自己在题材上的独特发现。 《为奴隶的母亲》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左翼重要作家——丁玲与张天翼 （一）丁玲(1904-1896)的小说创作： 1、作家概况 丁玲，原名蒋冰之，又名丁冰之，湖南临灃人； 为求学曾飘泊于湖南常德、长沙、上海等地； 1924年到北京后，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 1927年底和1928年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