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交通与对外交流 (31).pdf

第五章 川江航运 水陆通衢 第一节 涛声依旧 夔门争雄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青海、西藏、四川、重 庆等十余个省区市注入东海。人们习惯将四川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金沙江与岷 江在宜宾汇流后始称长江，其中宜宾至宜昌一段习惯称为 “蜀江”或 “川江”。 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云：“(涪)州在蜀江之南。”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 一百七十四《涪州》“风俗形胜”中专门列有“蜀江”条：“发源岷山，经嘉、叙、 泸、重庆至城下。自成都登舟十三程至此，会合黔江，过忠、万、云安、夔、归、 峡至荆南一千七百七十里。”皆称 “蜀江”。其中宜宾至重庆称为上川江，重庆以 下称为下川江。下川江所流经的三峡地区，因两岸山峦夹峙，水流湍急，所以又 有 “峡江”之称。 一、古代川江航运的发展 在历史上，川江航运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长 江三峡自古以来就是进出巴蜀的门户。重庆至湖北宜昌的三峡航道虽只有660 公里，但水位落差却高达120米，水流湍急，沿途阻碍航行的险滩就达一百余处， 其中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最为险要。如瞿塘峡位于三峡西端入口处，两岸断崖 壁立，高数百丈，宽不及百米，形同门户，可谓 “镇渝川之水，扼巴鄂咽喉”， 有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之势，素有 “夔门天下雄”之称。相传大禹治理 完岷江以后，就沿江而下，到了江州 （今重庆市）一带，娶涂山氏为妻，疏浚三 峡。晋郭璞 《江赋》说：“巴东之峡，夏后疏凿。”《淮南子 ·修务篇》说，大禹 先是 “决巫山，令江水得东过”，然后又开凿瞿塘峡 “以通江”，开西陵峡 “断江 峡口”（见 《水经注 ·江水》），终于使长江顺利通过此地，顺流而下，直奔东海， 而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成为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 “天府之国”。 传说，大禹在疏浚三峡时，还曾得到神女瑶姬的帮助。三峡中的 “锁龙柱” 和“斩龙台”，是瑶姬帮助夏禹治水凿峡时锁龙斩蛟的地方，巫峡中的“授书台” 是瑶姬向大禹传授治水黄绫宝卷的地方。瑶姬助大禹开三峡成功以后，不愿再回 到天庭，变成了那座令人向往的神女峰，楚人曾作《高唐赋》、《神女赋》以歌之。 西陵峡内的黄牛峡就是因协助神女留下来看守三峡的神牛而得名。 川江航运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据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记载，最早巴人西迁的廩君蛮在川江一带留下了最早的活动记录。春秋战国时期， 川江航运变得更加重要。巴、蜀、楚、秦等国都利用三峡水道从事军事活动或经 济开发。秦灭巴蜀以后，利用川江水道攻伐楚国。楚国为对抗强秦，也建立了一 支强大的水上军队，西通巴蜀，与秦国抗衡。 秦汉三国时期，川江航运有了进一步发展，江州成为川东水上交通要冲，是 巴郡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四川地区丰富的物产大都经由川江运出。汉武帝元鼎二 年(前115年)，西汉政府曾两次从巴蜀运粮，经川江输往江淮、江南等地区赈灾 救济。汉末三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许多流民经由川江入蜀。建安十九年(214 年)，刘备、诸葛亮率荆州兵万人经川江进入巴蜀地区。由于这一时期战争频仍， 川江水道成为当时战争的重要交通要道，著名的吴蜀夷陵之战、西晋灭吴之役都 是直接经由川江运兵，在峡江两岸展开激烈争夺。 唐宋时期，巴蜀经济文化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成都在唐代已有 “扬一益二” 之称，商品经济出现繁荣局面，成都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使得长 江上、下游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川江客货运输十分繁忙。“安史之乱” 以后，唐王朝在财赋上更加仰给江南，川江航道成为唐后期租赋出入的重要交通 路线。到了宋代，川江航运得到进一步发展。欧阳修 《峡州至喜堂序》记载：“然 后蜀之丝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 不绝于万里之外。”尤其是 “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由“自剑门列传置， 分辇负担至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宋史·食货上三》)， 每年所运布帛高达数十万匹。 元、明、清时期，四川经济文化在经历宋末、元末两次严重破坏之后得到一 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明末清初，随着国家统一，大量湖广移民来到四川。这些 移民大都经由川江入蜀，川江航运对移民迁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康、雍、 乾时期，随着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川江航运又重新兴盛起来。大批船帮出现， 重庆已发展成为川江航运业的中心。 川盐、滇铜等大宗商品对于川江依赖性极高。自古以来，以自贡、重庆为核 心的川东地区盛产井盐，由于大多数盐场都位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