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山后国家缘何上山.PDFVIP

禁山后国家缘何上山： 明代荆襄流民的治理史 郑　鹏　陈光金 提　要：明代中期，荆襄遭遇流民的大规模爆发。逃入荆襄的流民，通过发展 与山地环境相亲和的生计手段、居住方式、山地作物，调整与国家的距离，再生产 属于他们的 “乐土”。在反叛—军事征服之后，国家治理体系 “爬”上山，从人口 在籍化、再农耕化、定居化、教化等方面督促着不受国家治理体系约束的流民转化 为定居的齐民。由此，荆襄五百余平方千米的空间经历了由 “统而不治”到 “治 理”上山，进而从 “无”文明到 “山地文明”再到 “国家文明”上山的历史，这 一过程体现了国家建设的垂直维度。 关键词：荆襄山地　流民　治理　明代 一、导　言 山，总是古代国家难以逾越的屏障。布罗代尔 （２０１７：３１）从人文地理的视角 指出，“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它几乎始终处在缓慢传播中的巨大文明潮 流之外。在横的方向，这些潮流能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但在纵向的方向，面对一道 数百米高的障碍，它们就无能为力了”。如果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恩格 斯，２０１２：１９３），那么，正是地形阻力加剧了传统国家的治理技术短缺，山地因而 成为国家难以覆盖的 “边陲”。 不过，既然国家是具有地域中央集权化的命令式组织 （曼，２００７：９８），山地  本文的构思源于博士论文关于治理术的研究。在撰写过程中，向斯科特本人的请教，与王晓毅研究员、 李康教授、闻翔博士的多次交谈，使我受益良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雷炳炎教授给予了本文史料学的 指导。本人曾在 “第十三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暨第五届社会学青年论坛”宣读并获得优秀论文奖。 在此一并致谢。 １４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８３ 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建设所吸纳的空间，特别是对于山地比例达到２／３的中国而 言。封禁一直是国家最经济的山地治理选择。早期中国就发展出一套 “以时禁发” 为核心的山地管理制度 （详见于 《周礼》之中），但严厉的山禁未能阻挡平原定居 人口的逃入。从诗经时代的人民 “适彼乐土”开始，即有 “士民亡窜山谷”，到了 清代依旧是 “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瘼乡如乐土” （江立华等，２００１）。所 以，钱穆 （２００１：２２７—２２９）从社会史的视角指出，合城市、乡镇、山林与江湖， 乃见中国社会之全貌，其中山林与江湖地域难分。是以，在地形阻力、国家治理技 术约束、人民能动性的复合作用之下，山地成了一个场域。那些将山林处作 “江 湖”的行动者，成为不被国家整合的力量。但正如曼 （２００７：９）所言，“国家最重 要的权力就是把许多社会生活 ‘关’在主权治下的疆域里”。一旦山地发展为耗噬 在籍人口的非国家空间，流民／山民与国家便在不同时期上演争夺山地空间的剧目。 那么，国家如何整合山地？布罗代尔 （２０１７：１９—２１）曾批评道：“长期以来， 历史学家总是对平原流连忘返，而不愿意进入附近的高山。”囿于此，既有的国家 建设理论往往着重于国家从中心向边缘的水平扩张路径，以其平滑连续的单向度刻 画，既掩盖了被括入人民的能动性，又忽视了国家垂直维度扩张的特殊性。因此， 国家建设理论的视域应该纳入平原与山地的差异地理学。 晚年费孝通 （ ２００９：５１０）在南岭、凉山、武陵考察后提出：“什么叫山区？它 同平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山区同少数民族老是缠在一起？”他试图从国家、族群 与空间的视角来解释上山与下山的根由。费先生关于山地的思考与政治人类学家斯 科特不谋而合。如果说在 《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斯科特尝试着从国家的立场审视国 家建设中的种种极端，那么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则是从底层的视角理解他们积 极应对国家建设的正当性与可行性。作为区域研究对象，赞米亚恰好标识着国家建 设遭遇地理空间与底层人民复合作用时所呈现出的不连续性。赞米亚的地理概念， 最早由荷兰学者申德尔提出，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空间，类似于费孝通提出的 “走 廊”。斯科特用它来指称从越南中部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