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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入罪量刑立法变迁与反思 ［摘要］现行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刑事立法，从整体上看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现行刑法提高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数额标准，而且在刑罚处罚上也较之以往的刑事立法要轻。从社会和国家治理层面来说，对贪污受贿行为应秉持一种较低的入罪量刑标准。 ［关键词］贪污受贿;定罪量刑;反腐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反腐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其中，“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主要的腐败犯罪，在腐败犯罪中居于显著地位。能否科学、有效地防治贪污受贿犯罪，会直接影响反腐败刑事法治水平的高低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１］贪污受贿犯罪作为最主要的腐败犯罪，对其入罪量刑标准的把握就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根本所在。然而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一直是社会各界所热议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实施而结束。结合我国刑法历次有关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规定以及当前我国反腐败形势，反思当前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之标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变迁 （一）１９５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针对贪腐行为，我国作出的最早立法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第二条对贪污受贿的概念以及贪污受贿的主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分别对贪污受贿的处罚原则、标准和加重处罚、减轻处罚的情形作出了规定。从《条例》对贪污受贿行为的规定可以看出，数额兼顾情节是其入罪量刑的根本，可以纳入《条例》处罚的最低数额标准是贪污一千万元。《条例》依据贪污的数额和情节的不同规定了四档刑罚：徒刑、劳役、管制、死刑，确立了“计赃论罪”的立法传统，为我国日后贪污受贿犯罪立法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基础。（二）１９７９年刑法１９７９年制定的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立法者认为贪污罪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因而将贪污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中，而将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１９７９年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如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比１９５２年对贪污受贿作出的规定，可以发现１９７９年刑法并没有对贪污数额作出具体规定，而是以贪污公共财物的、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作为处罚的依据，在刑种上也只有徒刑和死刑，没有保留劳役和管制刑，也没有对从重或从轻处罚情节作出规定，而对受贿罪的规定就更加简单。从整体上看，１９７９年的立法规定过于模糊，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贪污受贿行为的把握，也不利于刑法功能的发挥。（三）１９８８年《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１９７９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的规定有其历史原因，因当时我国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贪污受贿类案件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１９７９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的立法规定不能满足对贪污受贿行为治理的需要。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领域犯罪增多而１９７９年刑法又不能有效规制这一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７９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概括性的入罪量刑数额标准进行了完善，明确了贪污行为入刑的最低数额起点：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两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使得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标准在立法上得到明确，确立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四）１９９７年刑法１９９７年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规定，是在借鉴１９７９年刑法的基础上，并吸收１９８８年《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的基础上而来。最大的特点是将贪污罪、受贿罪放在同一章，并且统一了贪污罪、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标准。在入罪量刑的标准上，１９９７年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最低数额标准是五千元人民币，相比于１９８８年的《规定》，最低数额起点有所提升，也即入罪门槛的提高。（五）《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做出了重大的调整，特别是在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标准上。以往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入罪量刑标准是数额兼顾情节，即“个人贪污到达一定的数额，情节严重”这一规定。现行刑法删去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具体数额标准，而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或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由此可见现行刑法并没有将数额标准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多的考虑了弹性情节，［２］将数额与情节放在同等地位，只要符合其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