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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 民族性研究的缘起 “从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子里，人们饮入了 他们的生活。”这是迪格尔印第安人的一句名言。 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各自发展一套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人类群体为适应其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民 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特性所 在。 人类各民族在相互交往、接触、争斗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民族性的差 异，所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民族性作为一个课题，受到人类学家的重视，则是适应西方殖民 政策的需要的结果。殖民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殖民地人民，需要了解当地民族 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好恶之道，以便作为殖民地政府处理土著人民问题 的依据。于是，一些人类学家被派遣 （或主动）来作这方面的工作。人类学 家在与殖民地人民接触中，搜集了大量的各地民族的生活资料，这些资料后 来慢慢地形成有系统的知识。同时，一些人类学家也因此成为殖民政府与土 著人民沟通的桥梁。有一个金椅子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西非黄金海岸的 阿斯汉梯 （Ashanti）族，以前一直由世袭的国王统治，1873年沦为英国的 殖民地。英国人最初在这里并未遇到激烈的抵抗。但自1896年始，殖民者与 土著民族之间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混战，使双方都疲惫不堪。原因是英国总督 企图取得Ashanti的传国之宝——一把金椅子。原来，Ashanti人将这把金 椅子当作极神圣的东西，传说它从天而降，代表Ashanti族的灵魂，与全族 的康健福祉息息相关，所以每年要抬出来 “巡视”全族的土地，平时则由国 王珍藏在宫中，不敢坐它。1896年，一位英国总督自作聪明，以为只要自己 坐上这把金椅子，全Ashanti族人就会听命于他。Ashanti族人知道总督这 一企图后，大为愤怒，群起而与英国军队对抗。1921年，人类学家Rattray 先生来到Ashanti后，发现二三十年的惨烈战争只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 种误解而已，于是向当局说明Ashanti族人珍视的金椅子虽有椅子的形状， 但并不是供人坐的，他建议总督立刻下令取消夺取金椅子的企图。果然不久 Ashanti人的反抗行动就平息下去了。金椅子的故事很明显地说明不同文化 立场所产生的误会与困境，而人类学家因为对土著民族风俗民情的了解，经 常能轻而易举地协助行政当局解决因文化隔膜而引起的纠纷。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人类学家与其所在国家行政当局间的合作更加 深入，更趋活跃。当时，同盟国为了要了解轴心国的国情，号召许多人类学 家研究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国情，为战略决策者提供必要的依据。著名的 人类学家如本尼迪克特、米德、克罗孔、巴特森、莱登等人都被美国政府邀 请，从事敌国国民性的研究。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 也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人格特质及其生活方式 （包括风俗、 习惯、观念等）。 在二战期间，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得，为决策当局提供了许多重 要资料，作为军事、外交战略的参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在对日本 战争的初期和末期，美国人类学家以其对日本民族性深入的了解，为美国军 事当局解决了两件重大的事情。当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五角大楼的军事将领 们一般都认为日本俘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之处，理由是日本军队在作战时常 常表现出近乎疯狂的行为，其勇敢忠心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类 学家认为军方的判断有误，因为将领们根本不懂日本的民族性，而是以美国 人的观念来判断日本人的行为，必然产生错误。人类学家熟知日本人性格中 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 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本届迪克特《菊 与剑》日本人的性格表现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某一环境下，他们可以 表现英勇狂热，但在另一环境下，则可能表现另一种行为。当他们是 “大日 本皇军”时，他们尽忠于天皇，表现大无畏的勇士精神；可是当他们被俘后， 他们认为已失去作为 “皇军”的资格，已不再是日本社会的一分子，随时有 可能为美军工作。因此，人类学家们劝告美国军方不可坚持己见，应该试试 让日本俘虏作为宣传或套取情报之用。军方在人类学家劝告下开始利用日俘 为美军工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日军被俘后完全失去其凶猛的性格， 很能与美军合作，供给情报，担任翻译等等。二战末期，美国在是否应在日 本投掷原子弹问题上举棋不定，恰在此时，人类学家又一次提出日本人的“处 境行为”这一观念，认为只有改变处境，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