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庸笔下的“侠”》-毕业论文.docVIP

l 绪 论 “无法想象没有金庸的武侠创作，二十世纪的文坛会减色多少。”①金庸小说作为一朵艺术奇葩，是对20世纪文学巨大的贡献，同时对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武侠巨著，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广博奇丽的世界，爱恨情仇，国难家恨交织其中，侠客、恶人、小人、伪君子、平凡善良的寻常百姓汇集于此。在这里正义得到伸张，真善美得到弘扬，假丑恶受到了无情的鞭挞。 金庸笔下为读者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侠客形象，但凡喜爱武侠小说的人，都能说出一堆人名来：从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的胡一刀、苗人凤，到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的令狐冲、段誉，以及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利益的郭靖、乔峰。而且金庸笔下的这些侠客，个性鲜明、各具特色，渗透着作者对侠客义士丰富理解与深刻内涵。 那么什么是“侠”呢？《说文》：“侠，俜也。从人夹声。”段玉裁注释说：“《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根据古代文字学家的以上论述，侠字应来源于夹字。而夹字初文，象人肋下有衣甲之形。因此，“侠士”一词本来自“夹士”，“夹士”一词又来自“甲士”。也就是说，“侠士”这个名词得自于带甲之士，亦即武士，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侠”的社会起源，侠士的古义就是甲士、兵士、武士。 最早关于“侠”的著作，是战国思想家韩非子的《韩非子·显学》：“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里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表达了对侠的否定，认为“儒”和“侠”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儒”经常提意见，“侠”不提意见而直接捣乱，扰乱社会秩序应该镇压，但韩非子也从侧面指出了“侠”积极是的一面，为社会鸣不平从批评角度来推动社会进步。 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小说文学最早的源头。《史记》中这样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承，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 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的概括，他认为“侠”是可以没有“武”的，侠客的本质是言必信、行必果，不过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愿意帮助别人而不留名。所以孔庆东先生有了这样的观点：“中国20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当代的大侠。我说的侠跟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而且不以此来自傲，这就是侠客。”③ “救人于厄，赈人不瞻，仁者有乎”④这就是“侠”的精神。 一、武侠小说的发展 中国的古代武侠小说，从《史记》发轫，到唐传奇成熟，于明代达到高峰——《水浒传》是古代武侠小说最优秀的代表，在清朝年间出现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系列小说，代表了英雄加儿女模式的形成，但晚清时，武侠小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一蹶不振。真正的武侠小说崛起，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开始的。 根据刘祥安教授的概括，民国武侠小说有“南向北赵”之说，“南向”指向恺然，代表作为《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北赵”指赵焕亭，其代表作是《奇侠精忠传》，“南向北赵”的崛起是中国武侠小说恢复生气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还有旧派武侠小说“五大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可以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就按一部作品来说，《蜀山剑侠传》超越了金庸的小说。 到了当代，武侠小说再度风靡，但名篇佳作多数自出于港台作家，刘祥安教授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港台武侠小说与大陆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的不同。1949年后，武侠小说在大陆日渐受到压抑以致最终消失。与此同时，武侠小说在港台随着报刊的发展而发展，迅速崛起成长为最重要的通俗小说门类。台湾最著名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是古龙，其在1964年发表的《涴花洗剑录》，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纪元。香港最著名的作家则是金庸，近年来人们谈香港武侠小说，几乎就是在谈金庸了。金庸，作为中国“新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武侠小说深受广大华人的喜爱，甚至出现了“凡有华人居住处，就有金庸在流行”⑤的奇异文化景观。 金庸武侠小说对侠的新发掘 梁羽生有句名言：“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不能没有侠。”“武”是吸引读者的途径，进来之后“升堂入室”，必须要看到“侠”。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侠意识的成型始自司马迁，从司马迁到金庸的二千年间，侠从威重乡里、与人解纷，到少年豪气、复仇报国，到梁山好汉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纷解难、济人困厄的作为上，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个侠的原型。传统意义上的“侠”的优点和特点大致上便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打抱不平，舍己为人，发展到极致，就是孟子推崇的“舍生取义”，但这样的侠比较个人英雄主义，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在一个慢慢走向规则化统治的时代，侠的概念便需要有新的突破。金庸先生顺应时代，给了“侠”新的形象与内涵，他的笔下，排纷解难、除暴安良，不再是侠的全部作为，而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