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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哀希腊歌翻译生态的环境分析 　　内容摘要：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文化，社会及作者，译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作为译者和译文生存的总体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本文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胡适《哀希腊歌》中译本，认为译者和译文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翻译生态环境，积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规律基础之上。 　　关键词：翻译生态环境 胡适 哀希腊歌 　　胡适（1891-1962）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以其多方面的，创造性的文化成就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典范”（廖七一，2006）。胡适倡导文学革命，认为时代不同，所需的文学也不尽相同。胡适的翻译作品的成功，与其植根于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继而进行积极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是分不开的。《哀希腊歌》这一篇译作的成功可充分体现证明这一点。 　　《哀希腊歌》（The Isles of Greece）的原文作者为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节选自长诗《唐璜》（Don Juan）第三节，作为一支歌曲独立出现，在整篇长诗中具有独特地位。拜伦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回顾希腊辉煌历史对比19世纪收到外来欺侮的现状，歌颂希腊历史中对自由的向往，号召希腊人民奋起反抗土耳其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 　　在晚清的内外交困政治形势，亟待振兴的民族经济，和思想启蒙大潮中，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文学性和审美功能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仁人志士都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开启民智，探索救国道路，表达政治诉求。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翻译的器物功用被强调，这使得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具有了政治功利性的主要特征。知识分子思想主流，翻译实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构成了胡适翻译《哀希腊歌》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作为译文和译者生存的总体环境，可划分为两部分：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本文对胡适《哀希腊歌》的翻译生态环境分析分为两方面： 　　一.翻译生态分析 　　翻译生态即翻译主体间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方梦之，2011）。这个概念中的翻译主体涵盖了翻译中的诸者，为了完成翻译过程，这些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协同合作，彼此结合，形成翻译生态场。因此，翻译生态可以看作是翻译主体在翻译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也就是翻译群落之间的互联互动状态。 　　翻译生态场必须保持和谐才能够发展。翻译主体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遵循翻译适应选择的规则。因为翻译过程在翻译主体的相互配成中进行，而其中如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过程便无法完成，既是勉强产出翻译作品，也必然遵循“汰弱留强”的原则被淘汰掉。胡适的《哀希腊歌》译本生存长存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实现了翻译生态场的和谐共生。 　　译者方面，胡适作为译者具有适应翻译生态场的能力。他本人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幼年就读于私塾，1906至1909年就读于上海公学，胡适本人在其作品《尝试集》中称到1910年已创作二百多首诗歌。旅美留学经历更给了他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熏陶。客观经历养成的文学修养，双语能力，以及意识形态使其既能完整理解原文而且保证译文的质量。 　　原文方面符合了翻译文学的中国当时的本土文的内在需要。作为激励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哀希腊歌》原文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足以引起共鸣，哀希腊实为哀中国，原文所倡导的奋起反抗的精神也是当时情势所亟需的。原文符合翻译生态环境的深层次要求，为译文的产生和被接受打下了基础。 　　同时期的其他译者也作出了各自译本。在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节选该诗的两节和五个断句，冠以题目《端志安》，从游吟诗人之口引入译文，翻译策略上主要采用了挪用和改写为主的翻译方式。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其文学功用，更多着眼在借外国诗人之口唤醒民众，着眼于这一文学作品在当时中国的文化潜能，即发挥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为特定的革命目标服务。梁启超之后，马君武将《哀希腊》这一译称正式引入并为后来数十位译者所沿袭。马君武的《哀希腊》是该诗的第一个全文译本，其中政治功用被赋予了更大的比重。在马君武的七言古诗体译本出现之后，苏曼殊用五言古诗体的形式进行翻译，胡适对之前诸多译本也作出了自己的评论：“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廖七一，2010）可以看出，胡适沿袭梁启超之革命精神，同时借鉴各家经验教训，这一译者之间的和谐共生促成了这一成功译本的出现。 　　对于评论家而言，他们对于翻译作品关注的重点在译者的文化修养和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上。从严复和林纾这样被广泛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翻译典范的清末民初代表译者身上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