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政协十二届二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静安区政协.DOCVIP

PAGE PAGE 38 关于推进静安依法治区 提高社会法治水平的研究报告 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引 言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自1997年至今的15年间，在实施该方略的探索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道路。静安区在这一大背景下，以提高党委依法执政和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为核心，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为路径，以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为保障，积极开展法治城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静安区又主动将依法治区工作和社会管理机制相衔接，有力地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实现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为构建“国际静安 和谐家园”奠定了法治基础。静安区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开放促发展 法治筑和谐”是静安“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主基调，从而将“法治”作为静安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区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体现了中共静安区委、区政府对静安经济发展到较高层次以后，所产生的新管理需求的回应，以及对静安未来发展作出的前瞻性思考和积极作为。因此，开展本课题的调研，我们首先着眼于静安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需求，以及这些需求与法治之间的关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管理精细化的需求。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保障，也是现代化管理的基本模式。随着静安经济的开放性、国际化日益突出，必然要求管理的门类更广泛、标准更规范、效率更高，同时亦要求管理的随意性更少、服务性更强，这些精细化的管理要求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而能否保持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状态考验着政府转型发展的能力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心。二是社会建设的需求。任何形式的发展最终都是要落实到社会、落实到“人”上来的，社会建设的成效体现着发展的价值。静安已经和正在经历着经济腾飞期，实现了发展“量”的提升，此时必须同时关注社会建设，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发展“质”的飞跃。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是静安加快发展的重要环节，它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制度体系的调整和执行方式的变革，而这恰是依法治区工作的核心所在。三是静安自身发展路径的需求。静安已经确立了以“国际商务港”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路径，那就必然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及体制架构作为配套和支撑。目前来看，静安开展的一切工作，包括发展和创新，其路径指向在于形成和维护区域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家园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基础是通过法治手段所提供的规则和秩序。静安已经确立的发展目标决定了它唯有不断推进依法治区工作，夯实基层基础，才有可能建成一个近悦远来、充满魅力的国际化中心城区。总之，通过法治实现更完善、更高效、更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管理、通过依法治区工作的不断深入实现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既是当前静安重要的工作任务，也是静安为自己的未来必须担当的责任和使命。 前一阶段，静安按照“党建区域化，管理在城区，服务在街道，自治在社区”的总体工作方针，开展了依法治区的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分析后认为，这些成效是具体的、实在的，体现了静安依法治区工作的实际水平，但与此同时，这些成效又都是作为点式的、个性的工作项目来落实和完成的，项目之间缺乏相互的配套和联接，故依法治区的整体效应不够明显，也未形成依法治区工作的长效机制，也没有一个纲领性的依法治区基本理念，虽然各项工作可以做得很实，但做得不深，会存在工作“瓶颈”，也会存在工作“漏斗”，亟待就此开展针对性的系统调研，明确静安依法治区前进的方向。 区政协开展本次调研基于以下思考： 一是法治与自治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在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这种缺乏并不在于法本身，而在于长期采取政权主导式的治理结构，剥夺或压制民众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参与，使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在正义的理性与蛮横的惯性之间摇摆不定。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权统治模式逐渐实现了民主化改良，社区自治、公民自治逐步被纳入治理结构，从而以一种政治互动的形式来达成政治的稳定和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治程度的深化是施行法治的前提，如果社会、公民群体的自治水平长期处于较低层次的话，法治就会流于形式，或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终必然回归到强力型的政权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推行法治所依赖的法往往具有滞后性，尤其是在基层，法律规则的恪守与创新常常会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可能使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受到非议和质疑。弥补的方式是加强社会与公民群体的自治，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在大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从而使法治得到最真实、最有效的体现。 二是法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法治是一种治理模式，但法治问题并不仅仅涉及权力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