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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活修辞解读 　　摘 要：本文从修辞学角度来分析阎连科的小说《受活》，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结合大量材料论证，主要从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幽默、诗意的语言，以及比喻三个角度来阐释，以期给予其另一种解读。 　　关键词：《受活》；新批评；修辞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盛极一时，其主张凸显对文学本文的本体研究，反对传统的传记批评、社会批评和心理批评等，提出文本“细读法”，并创造出诸如反讽、隐喻等批评范畴来构建批评体系。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以其奇诡的想象，乌托邦式的叙述以及陌生化的文体形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版的农民“经典创业史”。自发表以来，倍受评论家青睐，其思想主题已被阐释殆尽，本文试图以新批评的解读方法和批评范畴为基础，结合修辞学相关知识给予《受活》另一种解读。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认为：“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性交流关系这一目的。”［1］ 　　 本文就是在以上意义上，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反讽性幽默以及小说所使用的各种修辞格来谈论《受活》的修辞艺术的。 　　 反讽性的幽默是《受活》在语言修辞上的最大特点。昆德拉说：“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尽的理性，而是幽默。”［2］以幽默的方式表现悲剧，往往比涕泪交零的控诉更具有艺术效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幽默品格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鲁迅式的幽默”。在《受活》中，这种幽默性的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基调，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意味。柳鹰雀县长生活在一个政治全能的时代，他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但他靠着“社校娃”的身份被人才紧缺的年代所用，并一路晋升为县长，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具有官僚主义思想的土农民，他虚伪、狂妄，是一个十足的政治狂想主义者。阎连科准确地抓住了这种人的心理，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幽默讽刺意味的人物。我们看这一段： 　　 久久远远地僵呆着，柳县长突然朝脚地面上的一块石头踢一脚，又朝远处吐了一口痰，说骂道：“日你祖奶奶，有啥儿了不起，老子才是革命家！老子才是真的革命家！” 　　 这是柳鹰雀在受到茅枝婆的恶骂之后的反应。显然，他没有想到一个乡野村民会对他这么不敬，在反应过来之后，他不顾乡长和秘书在场，首先“朝脚地面上的一块石头踢一脚，又朝远处吐了一口痰，说骂道”，这一连串的的动作把一个小农民形象活脱脱的展现了出来，骂人的话既粗俗又显示出了他自卑心虚的心理，因为他确实不是真正的“革命家”。阎连科用一种冷色调的幽默三言两语把一个没有修养、举止粗俗又好面子气急败坏的土干部样子描绘了出来，使我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不禁又觉得可悲：又一个阿Q诞生了，如此县长不只是百姓之福还是祸呢？讽刺的意味就出来了。 　　 《受活》在修辞上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语言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情节的设计上。这集中表现在柳鹰雀县长的政治狂想主义上。我们且摘录一段： 　　 县长喝着水，想起了啥儿样，回头瞟一眼正墙上挂着的那张他的像，又对秘书说：“摘下来吧，不合适。”秘书说：“留着吧，没啥儿不合适。”县长说：“要留下来你把它往下挪一点，我咋能和人家起头并肩呢。”秘书就爬到那像下的桌子上，把县长的像摘下来，朝下挪了半筷儿高，使县长的头顶在毛主席像的肩膀上。秘书说：“这样行了吧。”县长看了看：“可以再往上挪一点。”秘书就又往上挪去了，让县长的像只比毛主席的像低出半头儿，才在那像的四角按着图钉儿。 　　 柳县长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名留千古永垂不朽，人民像挂领袖像一样把他的像挂在各家正屋的墙上，为此他做了很多诸如此类让人哭笑不得又令人发指的事情，这集中表现在他购买列宁遗体的宏大志向上。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他“算账”的事儿，他发愁到时候县上钱多的花不完，该如何解决这个“革命和建设遇到的新难题”；他在敬仰堂里挂上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到中国的毛泽东以及十大元帅等社会主义奠基者的像，并调换了自己和林彪的位置；当他看着全县的人都给他下跪后，他觉得很受活；他甚至在准备安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下面给自己也安放了一幅水晶棺，棺盖上已用隶体镶好了九个金字：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即使在最后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依然亲手把自己的像挂在了马克思像的前边，并写上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农民领袖 第三世界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字样…… 　　 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阎连科把人性的弱点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