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农村经济.docVIP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农村经济 一、改革前农村制度与农业绩效 改革前的农村制度环境 1962—1978年，中国农村通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所谓“三级所有”，是指农村生产资料的使用和产品的分配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分层管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机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协调生产大队生产、分配和交换活动的经济管理职能。生产大队乃人民公社与生产队之中介，它一方面是人民公社职能的延伸，代理人民公社协调和管理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保证所属各生产队在权利和义务上处于大致平衡状态。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产权的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生产组织，其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集体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社员没有自由迁移和择业的权利。所谓“队为基础”，是指三级集体所有中，生产队是基本的经济单位。生产队的土地、山林、水利设施、耕畜和农机具等，由生产队自主支配使用，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度；受国家计划指导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有权决定增产措施和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完成计划任务后，有权出售多余农副产品。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经营自主权。但是，在“三级所有”笼罩下，“队为基础”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集体经济中，农户依靠“人头”和“工分”从生产队取得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农村家庭经济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里政策允许的范围有所不同。例如，在1962年9月27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就划定了社员家庭副业的范围。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第三条规定，“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另外，农村家庭还有权“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和“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并且“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气候里，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被扭曲了。 改革前的农业绩效及解释 在上述体制下，中国农业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高效率地利用农业资源。资料显示，1962—1978年中国农业产出总量和人均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和％，粮食产出总量和人均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和％。这段时期为什么没有高效率地利用农业资源？笔者认同的解释是，受既定发展战略和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没有充分地利用农民从事集体劳动的积极性。首先，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部门担负着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提供资金的职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其次，社员个人在生产队中的劳动虽然能够取得集体成果，但劳动的提供者没有办法排斥其他成员也参与集体成果的分享。集体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品性质，集体生产被“免费搭车”现象困扰。再次，生产队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但粮食分配办法是先扣除“口粮”，剩下来的部分才按照“工分”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进一步降低了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又次，由于不能从监督中得到相应的好处，生产队干部没有监督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对事对人的监督，容易引起直接的对抗；干部的工分不能拿得过多，否则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监督的成果不具有排他性，干部只能得到按工分来计算的份额；干部还不能从认真监督中获得职位升迁的机会。最后，家庭经济的范围尽管有限，但劳动成果都是自己的，社员愿意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生产活动。这样，社员的劳动要在集体经济与家庭经济之间进行选择。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绩效 土地使用权变迁的过程 一般认为，197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准备了条件。但是，在此之前，安徽农民已经自发地秘密地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尝试，它拉开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同以前各次来自农村基层的创新一样，这次尝试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它仍然没有得到支持。不过，情况在1980年有了改观。1月份，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将“包产到户”看成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形式；3月份，国家农业委员会指出，对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不要与群众对立；4月份，邓小平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有的地方要实行包产到户；9月份，中共中央75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