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合流“顶层设计”.docVIP

政学合流“顶层设计” 　　在汉代管理思想的演变中，“白虎观会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过去思想史学界对白虎观会议研究不够，且多是从经学角度考察，往往忽视其“国宪”意义。一旦从“国宪”角度考察，白虎观会议在官方管理思想中的纲领地位立马可见。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在治理国家中取得指导思想的地位。然而，儒学自身的纷争歧见和门派分化也在继续发酵，两汉时期的五经传承各有家法，最终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体系，具体门派达数十个之多。他们有的说理，有的斗气，多想借助官方的力量，确立自己为正统并排斥其他派系，其中先后被官方正式设定五经博士的门派就有十几家。经学大师们开始走上以官助学、政学合流的道路。汉宣帝时，曾经在石渠阁议定五经，但并未彻底解决纷争。此后，学派差异和政令统一的矛盾就纠缠在一起，并作用于现实世界。思想的丛林状态，对学术的发展有益，却令执政的官员挠头。一种解释世界的学说，其不同见解可以推进认知的深化；而一种指导行动的学说，门派林立足以导致歧途亡羊。所以，政治儒学必然会由追求思辨的“合理性”走向追求行动的“权威性”。当儒学在野时，不管是一分为八还是孟荀分传，他们的争论只能靠理论自身的力量来说服别人，而当儒学在朝后，门派家法往往与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以理服人就有可能变为以势压人。当然，这里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情境，某种学说能够得到官方的权势支持，常常离不开透彻的说理，然而这种说理一旦得到官方的首肯，就有可能使说理演变为命令。这种演变完成后，官方的需要又很有可能把说理变成强词夺理。如果这种学说缺乏内在的自省和批判机制，不能保持学问与权力之间的紧张，进而就有可能由学而霸。所以，任何一种管理思想，怎样由民间走向官方，又怎样由思想世界走向行动世界，很值得研究。 　　汉武帝推崇儒术以后，儒学内部的学派差异一直在影响着现实政治。仅以《春秋》而言，汉武帝时期，谷梁学和公羊学已经互不相容。董仲舒的公羊学，借助武帝的支持打压谷梁学，而到宣帝时，谷梁学又在新皇帝的支持下重新抬头。再拿礼仪制度来说，不仅汉初叔孙通的应时之作遭到其他儒者的抨击，就连武帝时的封禅大典也有不少批评之声。昭宣之后，礼仪之争不绝于耳，每个学者都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所说的才是儒学正宗，导致连先帝之庙的废立，祭祀仪典的存亡，国家机构的职能界定和权责关系，都无法形成定论。正如班彪在《汉书·韦贤传》的赞语中所言：“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如果仅仅是无害于社会的学术之争倒也罢了，问题在于各种政治力量都会利用这种学术之争去改变政治格局，尤其是王莽时期，古文经学兴起，古文《尚书》和左氏《春秋》成为王莽改制的工具，后出的《周礼》更成为改制的蓝图，王莽以正宗儒学传人的身份，以周公为楷模，表演了一把影响极大的政治秀。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充当了王莽的代言人。刘秀夺取政权时，今文经学派生出的谶纬，为他称帝建国增添了神圣的光环，这固然有利于刘秀政权的建立，但也会给他人附会天命留下孔隙。随着东汉政权的稳定化，任凭这种学术纷争影响政治，就有可能造成王朝的隐患，“统一思想”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东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并由此形成了《白虎通》。 　　有学者根据《东观汉记》考证，指出白虎观会议实际开过两次，一次在汉明帝永平元年，一次在汉章帝建初四年（可参见雷戈：《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白虎观会议，是指汉章帝这一次，但这并不等于说汉代关于儒家经典的官方讨论仅有这一次。从两汉的历史来看，召开类似会议已经成为一种“故事”，最起码从西汉宣帝就已经开了惯例之先。而且白虎观会议是以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为楷模的，所以有必要从汉宣帝说起。 　　史载汉宣帝甘露三年，诏令诸儒讨论五经同异，由当时儒学中著名的后氏传人、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最后由皇帝决断，“上亲称制临决焉”。宣帝的这次会议后，把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等正式列为国家博士。这说明，石渠阁会议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官方承认的儒学门派数量，且影响到不同门派的势力消长。根据《汉书·儒林传》赞语所言，在武帝独尊儒术时，官方确立的学派还不算多，《尚书》只有欧阳氏，《礼》只有后氏，《春秋》只有公羊氏。而宣帝开始，五经的官立门派迅速增加，《尚书》添了大小夏侯，《礼》添了大小戴，《易》添了施、孟、梁丘，《春秋》添了谷梁；到元帝时，《易》又添了京氏；到平帝时，除添了《左氏春秋》外，还添了《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经学的人，恐怕会被这些门派关系弄得晕头转向。但是，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考虑，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