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型技术评价.doc

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评价及案例研究 中日污染减排与协同效应研究示范项目联合研究组  前 言 2007年12月1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和日本环境省（以下简称“双方”）在北京中日高层经济对话会上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协同效应研究与示范项目的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2007年12月28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推动中日环境能源领域合作的联合公报双方支持关于污染减排及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效应的合作研究与示范项目 “中日污染减排与协同效应研究示范项目”于2008年4月正式启动，第一阶段实施期为3年。项目主要目标是落实“双方”签署的“意向书”，将解决国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与解决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结合起来，量化评估中国示范城市“十一五”大气污染减排措施对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和贡献，为有效协调国内环境保护政策与气候变化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具体内容包括：（1）开展示范城市“十一五”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评价研究；（2）开展示范城市能力建设培训；（3）争取开发几个有代表性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 该项目重点是就第一部分内容开展联合研究，具体包括开发污染减排与协同效应的定量评价方法，并运用该方法，以四川省攀枝花市和湖南省湘潭市为示范城市开展“十一五”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定量化评价研究。这也是国际上首次以案例城市为对象开展大气污染物减排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定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至2009年，该项目以四川省攀枝花市为示范城市开展研究和相关活动，根据中国总量减排的结构减排（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工程减排（通过改善减排的技术和增加相关设施等方式）和管理减排（通过改善减排的管理和系统等方式）几种手段开发定量评价方法，并定量化评价攀枝花市“十一五”期间污染减排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产生的协同效应。评价结果表明攀枝花市“十一五”总量减排措施在削减二氧化硫5.58万吨的同时，还能够减排二氧化碳210.4万吨，如果将总量减排措施减排单位二氧化硫量的同时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定义为协同效应系数的话，则协同效应系数为37.7。攀枝花市案例研究的初步成果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同时，该项目针对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及其相关企业人员在攀枝花市和日本东京、四日市等地举办了相关能力建设培训，对项目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开展比较研究并丰富项目成果，进一步评估资源型重工业城市的污染减排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深入探索和开发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控制策略，在攀枝花案例研究基础上，该项目在2010年以“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试验区之一的湖南省湘潭市为示范城市开展大气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研究和合作。评价结果表明湘潭市“十一五”总量减排措施在削减二氧化硫5.9万吨的同时，还能够减排二氧化碳215.2万吨，协同效应系数为36.5。同样，项目针对湘潭市环境保护局及其相关企业人员在湘潭市和日本东京、北九州等地举办了相关能力建设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两个案例研究，本项目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是，中国资源型工业城市“十一五”二氧化硫总量减排措施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体上有显著的正协同效应，不容忽视。二是，实现“十一五”总量减排目标采取不同类型措施、应用不同技术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不同的协同效应，既可能有正的协同效应，也可能有负的协同效应和协同效应为0的情况存在。正的协同效应主要为源头措施或结构减排，负协同效应主要为末端控制或工程减排。三是，从行业而言，各地各行业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减排总量贡献与其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但与协同效应系数并不一致。协同效应系数与行业本身属性、减排措施有直接关系。 除了开展两个示范案例具体量化的协同效应评价外，该项目还依托两个示范案例，对协同效应的内涵、政策、技术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分析了总体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情况，并提出了如何在污染减排中考虑协同效应的政策建议。该项目中的“协同效应”术语对应着英语“co-benefits”而非“Synergy effects”。尽管从中文直译一般叫协同效益或共生效益。之所以讲“协同效应”而非“协同效益或共生效益”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意向书”中所采用的中文词语是“协同效应”。二是，考虑到“协同效应”较中性，“协同效益”或“共生效益”更强调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根据政策和实际经验来看，污染减排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和作用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三是，这里的协同效应既包括空间尺度的效应，例如全球温室气体层面的以及区域和地方层面的，也包括时间尺度的效应，例如“十一五”期间这样的时间范围，而且更加强调的是全球温室气体和地方污染物层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