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好八连》采写台前幕后.docVIP

《南京路上好八连》采写台前幕后 　　今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在国防部正式命名之前，由解放日报于1959年宣传的先进典型；1963年命名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陈毅等纷纷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要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当年8月1日，毛泽东心潮起伏，诗兴勃发，亲自挥毫写下了《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同年11月29日晚，毛泽东又观看了由“南京路上好八连”改编成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据说，毛泽东于晚年仅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雷锋》，一部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 　　解放日报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及配发的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竞相转载，“好八连”从此成为我党我军闻名全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跨时代和跨世纪的先进典型。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辐射全国，人人皆知，并一代代传承至今。社会已跨入了新的世纪，但好八连的精神依然是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心中的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据有的文章回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通讯由解放日报部队通讯员吕兴臣采写，并由当年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张默、张锦堂等修改而成，最后经总编辑魏克明审阅，由副总编辑王维看后，上报上海市委审定刊登；同时配发的社论是由时任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撰写的。 　　事实真是完全如此吗？ 　　山东大汉送来了一万七千字的初稿 　　毋容置疑，该通讯的素材来自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这本来是一支很普通的连队，在山东组建，渡江南下后，参加了江苏丹阳整训，上海解放后移师浦东，1956年驻防上海南京路，承担了保卫大上海最繁华地区的重任。这个连队的可贵之处是进城后不忘艰苦奋斗，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站岗放哨，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时刻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寸布，每一滴水，每一分钱，用以支援灾区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他们的看似平凡实为伟大的事迹和精神，点点滴滴被一位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他就是八连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吕兴臣。这位山东大汉是苦出身，仅读过四年书，文化底子薄，但学习很努力。他和八连首任指导员刘仁福是同村人，并同年参军，关系很熟。他又常去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站岗放哨，所以发生在八连的一些事情，他耳闻目睹，都能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而吕兴臣和解放日报的关系始于1956年八连驻防南京路之时。有一天，他送来了一幅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挺拔地站在高楼上站岗放哨的摄影作品，被解放日报采用了，取名为《南京路上的哨兵》。这幅摄影作品刊发后社会反响很好，几乎成了上海的名片。初次的成功对他激励很大，以后他又先后送来了好几篇发生在八连的小故事，如《针线包》、《行军锅》、《一分钱的故事》、《三十八个补丁的衬衣》等，也都一一在解放日报的《人民子弟兵》专栏上刊登了出来。吕兴臣为人直爽，善于与人沟通，所以他和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记者都有交往，尤其是和分管军队报道的记者张锦堂关系更为密切。两位都是山东汉子，十分投缘。吕兴臣从写图片说明到写小故事，再后来写小通讯，都得到了张锦堂的鼓励与指点。 　　八连的小故事登得多了，于是报社政法文教部有记者建议：这些小故事，像一颗颗珍珠，很宝贵，但单发影响不大，如果能用一根主线串起来，成为一根“项链”，也就是说，搞成一篇大通讯，那刊登出来影响就大了。此建议得到了政法文教部的认可，报社领导也同意，总编辑魏克明指示要写好，写大，放一版，配社论。于是政法文教部立即开会落实，并邀请吕兴臣也来参加。吕兴臣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再次下到八连站岗放哨体验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拿出了初稿，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字，但基本上是一则则小故事的堆积，像是部队评先进的总结材料，不像一篇通讯。 　　张锦堂在事隔40年后的回忆中说，当时有人见稿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冷水一盆。他对吕兴臣说：“老吕呀，你把通讯当小说写了。” 　　可见写文章犹如造房子，建筑材料很多很好，但要造出好的房子，还得有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施工员的认真施工才成。当时报社里谁来当“设计师”或“施工员”呢？最有资格的当然是张锦堂，但他在拿到初稿并上交以后的1959年4月5日便下放奉贤劳动，此事也就无暇顾及了。组内其他的记者，也是职责所系，难以插手。所以吕兴臣的那篇初稿，虽然在政法文教部内有过讨论，研究重写，但未见结果，一时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酷暑夜 战斗室 成文章 　　据几位当事者回忆，吕兴臣的性格有个特点：心急要“跳墙”。他眼看自己花了不少心血所写成的那篇稿件在解放日报没有了下文，便就设法“跳墙”了——跳出解放日报的圈子找“外援”。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