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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第十章读书报告》 文学院 传播班 史新茹 201011082009 内容概述 传统意义上的近代往往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迫使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不得不承认现实，不得不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传统的天下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随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的侵略势力由沿海向内地深入，这期间，清政府有反抗，也有妥协。反抗是因为不甘于任由摆布，而妥协是因为在根本上没有与列强对峙的各方面实力。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年中，清方的谈判使者使出了整套的传统策略伎俩来与西方侵略者周旋，在维持天朝大国的体面上，煞费苦心。可见，这一时期，将列强视为蛮夷的观念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技不如人，也不肯抛开所谓的“面子”。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伤痛才是真的痛：清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不仅成为历史的大屈辱，也让“天朝”的威严扫地。但这终归还是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天朝”在屈尊走向国际时，是那样忸怩矜持，付出沉重代价，但最终还是迈出了这极艰难的一步。 于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展开了。洋务运动得以展开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天朝”倒了，两次战争以后，清朝已经开始害怕洋人了；二是太平天国运动造就了，这就是“同光新政”的一批贤臣，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先进的觉悟者。而洋务得以开展的第三个机缘，是边患的加重和外交上的危机。但当时，洋务派除了对西方器物制作厉害的正视外，并没有形成什么理论，只注重实用性。 而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的洋务运动更是一场文化“揭示”运动。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新式的军事企业由国库支付开销，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是历史上官营工业的延续。到了第二个十年，就出现了民用企业。官商合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化的进展。但终究没有超越“中体西用”理论范围。此外，洋务运动在教育上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还出现了一批专科学堂，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然而，领导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其目的也不是单纯的为了跟上时代步伐，这种被动性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决定了洋务运动无法真正意义上挽救中国。于是，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在一场水战之后就宣告破产了。但是，说其破产，又不能完全否定其功绩。古老民族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在近代化上迈出可贵的第一步，不得不说是一次飞跃。值得一提的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催生了早期维新派思想，或者说早期维新派就是从洋务派中衍生出来的。先是郭嵩焘提出的“富国必先富民”理论，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程度。要“富民”，则必须承认私营工商业，反对“官督商办”同时还强调要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此后，又有王韬言“兴利”。将矛头直指古老的“重农观念，继而又提出开煤矿、炼五金、纺织、造船和修路等具体的兴利主张。而早期维新派的集大成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也对“富民重商”思想作了深刻阐述，并进一步提出了“商战”策略。此外，洋务时期的思想家也重视到了西方政治的及其问题。有对“行选举、设议院”的必要性也有过说明。由此观之，康梁的维新变法不外乎是在一个更为成熟的历史时期将洋务思想家的理论再一次提出，并意欲付诸实践。 “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惨败刺激下的激变。搞了几十年的洋务建立的强大海军竟被一个蕞尔小国打败了。于是，王韬、郑观应等人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宣传，马上变成现实的要求。康有为以别国历史经验为例，还托古改制，上书皇帝。主张学习日本，实质上并没有超出洋务思想家的大范围。维新变法的失败是一种必然，而它的意义也并不在于所推行的政策，而是让世人看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激起民众的敌对情绪，于是革命成为主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不过，在中国，没有坚定地阶级基础，革命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原因，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孙的退让，也不能归于袁世凯的窃取，而是那个时候历史的选择。改良和革命都要靠民族危机大形势下的文化觉悟、历史情绪的仁人志士的勇气，但他们只是局部的、甚至外在于这个古老社会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又都是历史的进步，新文化的洪流就是得益于这些先决条件。 总之，整个近代文化进程就像是“揭盖子”。洋务运动揭开了实用主义的自强行不通的盖子，戊戌变法揭开改良道路行不通的道路，而革命又揭开了军阀混战问题的盖子，这就是近代史的“命运” 读后感 整个近代化的过程是曲折的。这种曲折性首先就表现在天朝上国地位的跌落，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甚至觉悟较高的知识分子都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更不要说低下头向所谓的“蛮夷”低头求教了。近代化在一开始就有很强的被动性，古老民族的自尊一点点被瓦解，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历史不再如车轮一样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