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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敏感编辑见识和眼光 　　编者按：一个人从事和钻研某种职业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定的职业敏感。职业敏感是职业能力的延伸，它所体现出的开拓性和预见性，能够有力地推动业务工作发展。由于职业敏感属于非理性范畴，所以也决定了它不是通过直接学习来获得，而必须通过长期的训练和经验积累。本文作者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先生，从“职业敏感”的角度，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编辑策划故事和精辟地分析，让我们懂得如何做一名好编辑。 　　职业敏感对于图书编辑来讲，就是怎样敏锐地去发现选题，发现可以成为图书的题材，以及为图书内容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 　　这与编辑的职业特点是有关的。编辑作为一种充满竞争的职业，和其他很多职业不同。它的竞争特别地激烈。谁都知道，像汽车、彩电、手机这些行业也是充满竞争，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竞争，海尔和海信竞争，诺基亚和索爱、摩托罗拉竞争，但是要知道这种竞争是团队性的，是厂家和厂家之间的，是品牌和品牌之间的，而不是个人化的竞争。而编辑的竞争既是团队性竞争又是个人化竞争，而且个人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在单位内，而是表现为社会化的竞争，这就是编辑工作竞争严酷性的表现。 　　不同出版社的编辑为了同一个作者甚至为同一个选题进行竞争，也就是所谓抢稿的事常常发生，这在其他行业是没有的。另外，编辑这个职业特别依赖于发现，没有发现就没有创新。一个编辑总要发现作者、发现选题、发现合作项目、发现合作伙伴，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一个编辑必须具有职业敏感。 　　不经意处发现亮点 　　简单来说，编辑的职业敏感就是在别人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拿出了别人没有拿出的点子。笔者在《编辑的悟性：书感》一文中举了个例子，香港三联的李安，从一位邮商的一大堆明信片收藏中发现了一本书，做成了《香港明信片精选1940～1970》，谁都没想到这些内容可以成书，但李安把它变成书，并成为获奖的畅销书，这不仅仅是书感，而是编辑的职业敏感所决定的。 　　大家都知道范用先生编辑《傅雷家书》的故事，傅雷给儿子傅聪写了那么多信，100多封，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信可以编成书，可以拿来出版，但范用有这样的敏感。 　　所谓的职业敏感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帮助你发现一些可以成为书的元素，在别人不经意的地方，在别人意识不到的地方，善于把不是书的东西编成书，这就是一种职业敏感。这种敏感要求编辑对作者的动态、市场的动态保持密切地关注，这种关注应该是每日每时的，是随时随地的。编辑实际上应该无时无刻不在动脑子、想点子、做策划。有时候通过一条新闻，有时候通过一段电视，有时候通过一段博客或者朋友的聊天就可以发现选题。好的编辑常常是一天到晚都在想，他所接触的人和事是否和选题有关，什么东西可以变成书。好的编辑无一例外都是一天到晚在动这样脑子的人，那么这些人也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就具备了一种特殊的敏感。 　　始终关注赢得先机 　　杨振宁先生和三联有很多年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他的第一本回忆录《读书教学四十年》就是在香港三联首先出版，后来又在北京三联出版。文章不多，都是一些随笔散文类的，写得很好，回忆父亲的文章和回忆邓稼先的文章都很精彩。三联一直对杨振宁保持关注，希望他有新书。但他毕竟是科学家，文化类、文学类作品写得很少。三联经常跟他保持联系，跟他约稿他都说我没有可出的东西，后来他把自己的一些论述科学问题的文章编起来交给华东师大出版社，大多是物理学方面的理论，书名叫做《杨振宁论文选》，三联看到了，觉得这本书未必适合三联，所以也没争没抢。 　　2005年笔者在网上看到一条关于杨先生的访问记。当时杨先生和翁帆结婚不久，很多记者关注他们结婚后的生活怎么样，翁帆在干什么？有人在访谈中给杨先生提这个问题。杨先生说翁帆在给我做翻译，我原来一些文章是用英文写的，自己也没力量去整理，现在翁帆帮助我翻译成中文。他觉得很多文章译成中文给中国读者看很有意思。我当时就想这可能是一本新书，马上和杨先生联系，告诉杨先生三联书店愿意把翁帆的译文编成一本新书。杨振宁先生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书还没影儿，只是翁帆刚刚开始给他做一些英文文章的翻译，他还没有考虑出版的事。这时候三联就去找他，是想在他前面了。所以就有了《曙光集》在三联书店出版，反响很不错。 　　在这以后，三联仍然和杨先生保持联系，希望出版他的新书。2006年杨振宁先生曾和三联商量，说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是台湾记者江才健写的，题为《规范与对称之美》，这本书在台湾有出版，在大陆没有出，他说很希望这本书有大陆版本，问三联能不能出？ 　　我们把书拿回来看了一下，发现此书虽然是杨振宁传，但涉及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在谁先发现宇称不守恒理论方面的争论用笔非常多，我们当时以为在李政道先生没有发言的情况下，杨振宁先生率先出来讲这个问题恐怕不好。三联也不该首先提起这个话题。所以我们把书稿退给杨振宁先生时，他显得不是很高兴。他对笔者说，其实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