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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日本谍报战 　　最近上映的《甲午大海战》中有一处细节，丰岛海战前日本就收到潜伏于中国的谍报人员的情报，称中国将由济远和广乙号护航运送三千陆军前往仁川。7月25日，济远、广乙号与日舰在丰岛海面相遇，遭到日舰袭击。济远受伤，广乙自焚，操江运输船被俘，高升号运兵船被击沉。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实际上，在大力扩军备战、炮火连天的背后，日本还精心布置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从内部对大清国给予致命的打击，这就是日本的谍报工作。甲午战争前，日本就精心策划、组织并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分布在中国各地，编织成一张严密的间谍网，藉此从中国窃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石川伍一间谍案 　　石川伍一(1866--1894)，日本秋田人，甲午战争中被捕的日本间谍。1884年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下精心研究中国问题。1887年，加入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间谍生涯。他曾赴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撰写的报告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他先后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海军大尉及其继任者井上敏夫的助手，窥探各要塞形势，熟悉黄海等重要军港及航道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专门搜集军事情报。1894年春，他通过天津护卫营弁目汪开甲结识并收买了军械局书办刘棻，掌握了军械局生产军火情况等重要情报。后来通过刘的亲戚王大，得到了更多情报，对于天津各军营及军械局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此外，石川还贿买了天津水师营差役于邦起，专门托他打听军事情报。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石川等人仍留驻天津。石川原留在紫竹林租界，8月3日因美国领事反对而搬到刘棻家中。此时他的行踪已被清廷掌握，4日早晨他刚走进刘家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这起案件被称为“甲午日谍第一案”，影响巨大，曾使李鸿章屡被弹劾，引起清廷的极大关注；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引起了很大争议。 　　石川被捕后，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向李鸿章汇报此事。李坐镇天津全面负责指挥对日作战却没有立即奏报朝廷。主战派借机对李迟缓迁延的做法进行猛烈抨击，引起朝廷对石川案的重视，降旨令李鸿章确查。李鸿章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明知石川确是间谍，但他始终对中日和局心存幻想，担心追究此案会影响和局的挽回；另一方面，他的外甥张士珩及其手下与石川案逃脱不了干系——张乃军械局总办，所用书办刘棻被查，自己已免不了失察轻纵之责，何况张任职期间管理混乱、贪污盗窃、偷工减料早已为人所诟病。“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使得李鸿章不得不小心翼翼，因而对石川案的处理一拖再拖。9月20日刘棻被处决、石川伍一被枪毙，于邦起、王大等人被拘禁。石川案终于了结。 　　然而，余波未断。很多人认为石川案与高升号事件有关，认为石川伍一是引爆甲午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高升号事件，指的是7月25日被清廷租用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朝鲜海面被日舰击沉、造成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之事。他们认为，高升号被击沉是因为日谍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搞到了高升号开航时间的情报。也有人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认为日谍分布于中国各地，各有分工，不能说只要是日谍就与高升号事件有关。所以此事尚无公断。 　　“军事侦探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自号北平，与有名的军国主义者佐佐友房以师友相称，也因此走上终生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道路，是日本来华间谍中的突出代表人物。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在汉口设立了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加入后，主持北京支部工作，以北京崇文门外“积善堂”药店为掩护。北京支部是乐善堂谍报网的关键，主要工作就是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在此期间，宗方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获取了清政府最高决策层的大量机密情报，为日本后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宗方小太郎不仅是一名老牌日本间谍，还有“军事侦探宗方小太郎”的名气。在甲午战争中，他身负侦探北洋舰队的重任，曾先后两探威海，严密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以作为日本舰队争取海上航行主动权的第一步。他两探威海不仅查点了港内的军舰数，也乘机侦察了威海港南北两岸的海防炮台。他的谍报活动使北洋舰队一开始便陷于被动的境地。8月1日中日宣战后，宗方仍留在烟台——日本在华谍报机构的重要据点和交通站，坐镇指挥，将北洋舰队的行踪随时报向日本国内，为日本联合舰队力争掌握海上主动权起了重要作用。此后风声越来越紧，9月11日他逃回日本，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被直接接到广岛大本营，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在大本营中，他修改完成了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