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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点亮生命中每一天 　　陈嘉仁，1952年1月1日生于台湾彰化县溪州乡。一位用水墨方式表现台湾社会现象的农村少年；一位在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画坛中崛起的极富传奇性、争议性的青年艺术造梦者与艺术补习班经营者；一位将一生奉献给艺术教育及艺术创作的教育家与艺术家；一位身患两种癌症却仍每天固定到画室教画，一年内完成200多件艺术作品的斗士；一位通过成千上万模糊的监视器画面，为警方画出歹徒特征，为社会正义默默付出，不求名利回报的志工。 　　从小在台湾南部生长的陈嘉仁，家中兄弟姐妹共四男二女（排行老三）。19岁时怀着对艺术的理想，只身北上求学。刚到台北时因为不会说“国语”，居然还曾被误认为华侨。在阳明山的私立文化大学美术系读书的4年中，由于学费昂贵，他大部分时间在老师的画室当助教教画，最忙碌时居然同时兼顾9份家教。为了能够坚持艺术创作的理想，在1978年他终于决定向纸行老板借钱租画室教画赚钱，回忆中：“平时睡在画室，买不起长裤，全身家当只剩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1979年雄狮与春之艺廊合办《雄狮新人奖》，陈嘉仁摘得桂冠时，告别了学生时代各种艺术获奖的光环，正式在职业画坛中一举成名。1976年在的台湾尚处于戒严时代，陈嘉仁认为年轻人应该有发泄的地方，曾经带领200多名学生，在台北市街头喷画及跳霹雳舞（街舞），看到警察就跑。这个事件最后因为陈嘉仁的自首，反而吸引了外国媒体专门对其进行采访。 　　1985年的台湾高中生考大学美术系，文化课占40%，专业成绩占60%。当时他的画室经营得非常成功，甚至吸引电视台的公共电视节目《质朴美感》前来邀约合作，连续录了4年，每星期播一次，由陈嘉仁亲自示范画画，影响遍及全台湾。时至今日，陈嘉仁已经帮助了上万名有志于艺术之路的考生考上了理想的艺术学校，其学生遍布艺术界、设计界、教育界、建筑界，甚至医学界。即便如此，在无数人心怀感恩之余，他仍然遭受到许多流言蜚语的攻击。因为从现当代艺术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艺术教育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一直以来都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艺术考试的评价方式及标准对于到底能培养出什么类型的艺术家，也同样受到质疑。具有强烈艺术创新精神的陈嘉仁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作为一种谋生的方式，陈嘉仁在补习班老板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之间当然清楚其分寸与目的。曾在嘉仁画室补习专业课程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就说过：“陈老师在最后一堂课说过一句话，他说：之前他所教的绘画技巧是为了希望考生术科高分，所以希望大家上了大学之后将他之前所教之技法全部忘掉！”没有抛弃就不会有珍惜，这不是对他自己教学价值的否定，而是希望学生不墨守成规，勇于追求新事物。即便他对此心胸坦荡，但也仍承受了不少的压力，甚至不止一次的希望关掉画室，专心创作。事实上，热爱教育早已成为了他艺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对艺术创作般的又爱又恨却又终身不渝。 　　1985年台湾政府开始关注公共空间的功能性，陈嘉仁早年的主张与理念终于受到了重视，政府指派其为规划西门町徒步区企划及动态表演总负责。这在当时显然是个极具开创性的举措与尝试，瞬间引起了各界对于公共艺术、公共空间与都市计划实施问题的探讨，也同时引起市民乃至行政官员对人文空间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及实现的诸多思考。 　　中国文人对中国绘画的出路与方向，甚至改革的思考与争论不论是在海峡的哪一边，一直未曾停止过的。大学时代主修油画、选修国画的陈嘉仁曾经在第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比较喜欢西画”，也曾经感到“中国人画西画，就像外国人画国画，似乎仍不能达到西画的精髓”。在当时的访问中，他流露出对西方绘画的浓厚兴趣，希望有一天能到国外多方面的观察，更进一步探讨西画的精华，表明他开始从民族性的角度去思考文化精神与艺术表现的关系。从早期陈嘉仁的国画画风来看，采用准确写实的手法及扎实的笔墨功力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片断，似乎受到西画表现方式的影响，这种画风与尝试在当时曾引起台湾画坛内一场毁誉参半的笔战。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当时这些作品中采用写实的方式，但是从水墨技法的创新运用与画面中那种适度的留白与隐喻的风格却隐然承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与精神，只不过其批判的意味更加浓厚，审视的锋芒更加犀利，而当时的陈嘉仁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传统的水墨画，大都以山水、花鸟、人物为主，当时在谈及台湾画坛的未来方向时，他曾严肃地表示：“中国人物画一向最弱，我希望自己所尝试的这一条新途径，能对艺术工作者有所帮助。”或许在当时，对于国画精神的理解还未臻完善，但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艺术抱负及文化理想的青年艺术家的形象。作为中国人，艺术家们不断地希望透过探寻新的表现方式来展示中华文化、文明的气质并透过艺术肯定其自身。在他的画室里贴着一张字联，“不要墨守成规，任何东西只要你能捕捉到他的神韵，都可以成为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