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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冬 为“同志”树正面社会形象 　　“面对艾滋病危机，我们有过恐惧、困惑，甚至质疑自己的生活以及生命的价值。但是在艾滋幽灵面前，我们已无路可逃，也别无选择。作为最先被艾滋危机侵袭的‘同志’群体，我们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在这场抗击艾滋，为整个人类生存而战的斗争中充当生力军。” 　　这是王晓冬作为唯一“同志”非政府组织代表，在第七届亚太国际艾滋病大会中国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所做报告的开场白。王晓冬现任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执行总监，今年是他与成都同乐在艾滋防治领域开展社区工作的第十年。 　　“让‘同志’在与艾滋病斗争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更积极的融入主流社会生活”是王晓冬与同乐所有工作人员共同的愿望。 　　草根组织开先河 　　1996年，重庆人王晓冬辞去了图书营销的工作，打算去成都开始全新的生活。表面说着要出去闯荡，背后却是无法与众人明说的原因：他在熟悉的环境中一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同志”——不能见光的身份如鲠在喉，王晓冬选择远离亲人朋友，逃避压力。 　　2000年，王晓冬与男友开了一家“同志”酒吧，这里成为成都同性恋者唯一的公开活动场所。王晓冬没有把酒吧当做生意经营，他的初衷是“为同类交流活动提供一个空间。” 　　2002年，四川省社科院的学者找到了这间酒吧，希望能在这里开展中英项目“成都男性同性恋人群性健康状况”的调查。 　　王晓冬说：“这是一件好事。当时社会对于少数群体关注太少，甚至漠视我们的存在。”而且在这个圈子里，能坦然面对，正确认识自己的同类也是少数，王晓冬自己也用了十年的时间。 　　15岁时，王晓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偏于同性。此后的十年间，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彷徨：“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途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也不知道能和谁说这个。没有人告诉我这到底是对还是错，能不能改变或医治？”读大学期间，他也尝试过交往女朋友。最终王晓冬放弃了挣扎，“有一次看到了关于同性恋的一本书，我立即肯定这就是我。” 　　既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其他的同性恋者都在哪里。这段孤独成长经历???然随着岁月远去，但突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时的那份迷惑与恐慌在王晓冬的记忆里蛰伏了下来。 　　被触动的王晓冬成为第一个志愿者，开始积极动员周围的朋友参与调查，组织了几次活动后，成都同志关爱小组顺势而生。2002年6月，全国第一条全天服务的“同志”咨询热线开通，开始为本地社区和全国各地的“同志”提供艾滋病防治、性健康、心理健康以及“同志”文化等方面的讯息。“中英项目里并没有设计开热线电话，这是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提出的。”王晓冬说，最初小组并没有想到要做艾滋病防治这一块，因为并不清楚艾滋病在这个群体中的状况，但随着项目的开展，王晓冬等人意识到了防艾抗艾的重要性。 　　几场交流活动都是王晓冬自己掏钱组织的，效果不错，他有了将组织固定下来的想法。2002年12月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与中英项目签订协议，开始独立运作，承接“成都MSM人群艾滋病性病干预项目”。“当时我们是中国第一个有国际合作项目支持的社区组织。”王晓冬不无骄傲的说。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成立和活动开展的如此顺利，王晓冬认为这和当时成都地区已经具备一个相对完善的同伴网络密不可分。加上两年多酒吧的经营经验，王晓冬对于如何对目标群体进行综合干预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在项目座谈会上，我与公安部门沟通时提出‘同志’酒吧正常合法经营时，例行检查很多方式容易引发客人恐慌，这无益于我们对同性群体开展干预活动。他们也合理采纳了。”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就此完整的承担起在成都男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干预的工作。在项目设计、实施、评估以及资金使用上，都由“同志”人群自己的组织主导。这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一开先河。 　　以尴尬的身份生存 　　2004年，王晓冬与合伙人即男友分手，离开了酒吧。没了酒吧，王晓冬没觉得可惜，反正他对酒吧没什么兴趣，在小组组织管理方面投入的精力更是远远超过了管理酒吧。从此，王晓冬成了关爱小组的全职志愿者。“打算给自己一两年时间平复心情，毕竟八年的感情。” 　　随着关爱小组参与人员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寻求项目与资金支持成为首要问题。“（国际组织）他们到中国来第一个就问你们有没有这个民政注册的号，有没有慈善（机构）注册的号，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们国家有法律规定不能支持。就是说人家是不可能给你一个没有保障的一个群体提供经费，对不对？那要万一过两天你跑了，他找谁呢？”王晓冬理解对方的顾虑。民间组织不登记注册，就是不合法的组织，但现实摆在眼前——注册号一号难求。 　　“从2004年3月到7月，民间组织管理局、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疾控中心，我们都跑过，而且每家都跑过好几次，就是下不来。”如今提及，王晓冬还是忍不住一吐满腹的辛酸。去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