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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体消费行为家庭碳排放研究 　　摘要 以 “南京1 000家庭碳排放”调查的家庭活动数据为基础,运用国外新范式“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LA)探讨了家庭消费活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回归研究了碳排放与家庭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系数。分析得出:①户均年家庭碳排放量3 705.76 kg;②人均家庭碳排放约占总碳排放量的29.27%;③家庭用电碳排放量几乎占家庭碳排放总量的一半,生活垃圾碳排放比例位居其次占了将近1/4;④户均碳排放量随月际变化波动较大,在7月份为峰值,10月份为谷值,差值为181.10 kg;⑤家庭能耗、生活垃圾、交通出行碳排放比例为64∶24∶12;⑥常住人口、交通出行、住宅面积是影响家庭碳排放中的显著性因子;⑦常住人口增加一个、住宅面积多一个平方米、交通工具每提高一个层次,户均年碳排放量分别增加397.84 kg、8.54 kg、?551.21? kg。家庭碳排放定量化研究为公众提供了有效减少碳排放的途径,并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关键词 消费者生活方式;碳排放系数;家庭碳排放;显著因子 　　中图分类号 X22,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03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07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对碳减排关注(低碳经济、低碳城市、低碳生活模式成为理论与实践热点)的背景下,“部门”研究(如工业、交通、商业、住宅部门)是分析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框架和路径,如1997年美国的 “部门”研究中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最多(占总能耗的38%)、碳排放量(33%)最大[1],而住宅部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却分别位居第四位(11%)和第三位(19%)[2]。而在 “部门”碳排放的研究中,住宅部门碳排放研究反映的只是以住宅为载体的家庭碳排放情况,对于住宅以外的家庭相关活动的碳排放研究却相对缺失,因此“部门”碳排放研究方法并不能解释个体消费者家庭活动在能源使用时产生的环境影响。从理论上说,研究家庭碳排放亟需回答三个重要问题:①家庭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占人均碳排放量的比重约为多少?②特定地区家庭碳排放结构是怎样的?以此作为减少家庭碳排放所应该努力的方向;③影响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显然,这些问题的回答能为减少家庭碳排放提供了方向。 　　1 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的理论框架 　　近20年以来,科学家和政府开始关注个人行为对全球碳排放的重要影响,消费者角色以及其消费模式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和讨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诸多学者就消费者行为模式影响碳排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有研究发现在1997年个人消费行为占全美能量消耗的28%,CO?2排放量占全美排放量的41%[3] ,中国科学院《关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若干政策与建议》中显示:?1999-?2002年间,中国CO?2排放量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需求所造成的。部分国外学者[4-8]基于消费行为碳排放研究,分析了家庭能耗模式,估算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并量化了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另外,诸多国外学者[9-15]基于部门数据分析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了人口、城市化水平、能源使用效率、住房面积与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国内学术界对碳排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包括与碳减排有关的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和低碳排放能源系统的建立;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主要探讨经济发展模式、阶段、速度与碳排放的关系;碳减排对策研究。 　　从整体上看,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局限:首先,它们是从宏观的角度对碳排放量进行透视,只限于从能源结构、经济发展层面解析碳排放机理,如徐国泉等人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s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16]。当然,更多的研究人员采用库茨涅茨曲线(EKC)模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认为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遵循倒“U”曲线关系[17],“N”型关系[18],并预测了中国碳排放在2040年达到高峰期[19]。这种宏观研究虽然揭示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整体影响,但它无法解释同一个社区中家庭碳排放的差异。因此,我们有必要量化家庭碳排放。其次,国内较少在不同的家庭关系中分析个体消费行为碳排放量的差异。其实,个体消费并不是完全的个人决策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家庭的选择,在不同家庭中,文化程度、收入水平、成员个数及其年龄结构都可能成为个体消费的参考变数。因此要对家庭碳排放量差异做出恰当的解释,反映家庭背景的特征变量引入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