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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故宫传统师徒制 　　 　　故宫的钟表馆设在景运门外的奉先殿内，展出着数个世纪前中外制造的各式钟表两百余件。而在馆藏的地库中，还有一千余件钟表在严格管控的温度、湿度下被封存集纳——这一千五百多件钟表有不少自17世纪以来，或饱受大洋的颠簸或历经西域的风沙，前前后后被陆陆续续搬进天朝帝都的绿树红墙成为皇家的玩赏。时至今日，它们身上已落满历史的尘埃，静置一隅昭示着昔时中华物力的强盛，自然，也供人凭吊叹惋沧海桑田、时代演进的勃忽。作为这些钟表的看护者，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津先生及他的徒弟亓昊楠就像是这座紫禁城中的“大内御医”，只不过他们望闻问切的不是皇亲国戚，而是一件件时间的遗铎…… 　　故宫所藏的文物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众多文物库藏品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种类。这类文物是明末以来西学东渐下的产物，是反映明清时期中国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的重要遗存。明朝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为了谋求教务之发展，在反复探索、权衡之后，采取了展现西方科学为主旨的传教策略，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他们或进献从欧洲携带来华的钟表仪器，或以他们的学识、技术向中国社会特别是清朝宫廷提供服务，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亲自制造或指导造办处工匠制作了大批的钟表仪器，并影响当时宫廷的学风，进而使引进、购买和制造钟表仪器变成宫廷自觉的行为。这一历史状况决定了中国宫廷钟表仪器收藏的特殊性，其在承载中外文化交流和影响方面所显现出来的代表性、典型性、广泛性是世界上其他博物馆的同类收藏无法比拟的。 　　钟表的使用和收藏，逐渐形成了故宫修复与保护文物钟表的技艺。如今，这项延续了300多年的技艺正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的文物钟表修复技艺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修复人员的代代相传。清宫做钟处是皇家的御用作坊，是中西自然科学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重要场所。1693年康熙从国内外召集优秀的工匠到皇家的御用作坊供职，从那时起做钟处人员逐年增多，但究竟有多少人，尚无文献资料可供参考，且做钟处的钟表制作者按成例不可能在其制作的活计上署名，因此能流传下来的作者姓名是很少见的。 　　从《活计档》记载的事例，可知参与设计、制作、修理钟表的技术人员有三类：1.西洋传教士。做钟处聚集了一批技术精湛的工匠，专门承接皇帝下达的制钟任务，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他们不仅是御制钟的主要设计人员，而且还是机加工的技术指导。2.匠役。宫中制作钟表除使用外国传教士外，还大量招募各地技术高超的钟表匠。匠役分南匠、北匠。南匠指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份的工匠，他们应是做钟处的技术骨干；北匠则指北京的钟匠。3.做钟太监。太监是宫中制作钟表最基本的劳动力，也是最早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自鸣钟机械结构和维修的技术人员。做钟处太监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有等级之分，从高到低依次为首领太监、太监、学手太监。他们会按照各自的职官和职掌各行其责，起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首领太监除肩负管理之责外，还要做具体的活计。 　　现今虽然做钟处已消失，但清末前后仍有少数维修人员在宫中供职，以徐文麟老前辈为首的第一代传人将文物钟表研究与修复技术传承了下来。他先后培养了徐芳洲（徐文麟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浩然四位学生，他们是宫中修复古钟表的第二代传人。20世纪60年代后，秦世明先生、王津先生、齐钢女士先后师从于马玉良先生，他们应是第三代传人。2000年后,亓昊楠作为年轻一代继续传承古钟表修复技艺。 　　修复理念与技艺的传承。文物钟表的修复理念一直遵循着“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修复技艺的传承则是由师傅手把手带徒弟口传身教，通过修复每一件文物钟表所遇到的不同类型的问题，不断学习和积累修复与保护文物钟表的方法与经验。通常修复与保护文物钟表的过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对所提取的文物钟表进行简单的除尘，然后对其拍照，再进行逐一的拆卸与清洗。若在此过程中发现哪个零部件需要修复，照相留底后，就必须把此零部件修复好，直至运转正常。最后将其各个零部件组装调试即可。在修复过程中必须时刻遵循文物钟表可小修的就小修，要大修的就必须大修的原则，如果发现动力部分和传动部分部件有伤损，金属链条或齿轮轴径有裂纹等状况，就一定要大修，避免修复不及时产生损坏的严重后果。这是两百多年代代传下来的经验，也是修复机芯必须遵守的准则。同时文物钟表修复所涉及的知识也是多方面的，如多结构壳体的修复，机内走时、打刻、打点、音乐与表演技术的修复等。 　　 　　 　　 　　 　　 　　最小干预下的抢救性修复——救场雅克德罗 　　2011年12月6日晚上9点40分，在家中正准备休息的王津接到了瑞士著名钟表品牌雅克德罗工作人员的求助电话：当日下午2点，作为瑞士纳沙泰尔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机械自动玩偶“作家”被运抵北京，然而在拆箱后负责机械玩偶的开动和调试的瑞士制表师Thierry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