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分化与风险时代来临.docVIP

功能分化与风险时代来临 　　一、风险社会≠不正常的社会 　　“风险社会”成为中国学者和传媒人的时髦话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大概始于乌尔里希·贝克同名著作的中译和出版。此后，平面和网络媒体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报道，便频繁使用“风险”这一概念，同时刺激和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不安全体验。转眼之间，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事实，似已无可争辩。 　　风险社会，真的就是“安全”或者“安全感”匮乏的社会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欧洲历史上，从“大饥荒”蔓延到“麻风病”、“黑死病”爆发，从“十字军东征”到“三十年战争”，朝不保夕的时代何其多，为何不见类似标签？那么，是什么横亘在古今之间，令西方社会学家感受到巨大差异，必得创造新的术语以示区分？ 　　德国社会理论家尼古拉斯·卢曼曾谈到“时间”观念的剧变。对于欧洲人来说，16世纪以前的宇宙，是“自然”或者“上帝”的造物，它预定好一个终将到来的“未来”：一切当下的不幸和伤害，只是短暂、偶然的败坏。“宗教改革”之后，“未来”的图像开始变得模糊——“创世”似乎没有一次完成，上帝伸出“看不见的手”，继续描绘蓝图。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加速增长，人们意识到，“未来”与“过去”已经发生了断裂，进而陷于多重不确定状态之中。风险意识的逐渐扩展，正是基于这一历史意识的改变而发生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均告消失，世界在时间之流中失去了控制。 　　那么，中国人当下的“风险”意识，也是出于相同的时代背景吗？情况似是而非。中国特殊性到处可见：投资者懂得炒股并非包赚不赔，但更懂得“扩容”不停，“牛市”不至；购房者明白房价很可能一泻千里，但更明白无论中央或是地方的政策制定者，都不会让泡沫迅速破裂；“三聚氰胺事件”以后仍然饮用国产牛奶的消费者，心理态度多半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近乎“侥幸”；在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求职失败而被迫“考研”的普通大学生，与其说看不到两三年后的窘境，不如说走不出当下的困境。在诸多问题上，我们对“未来”有所认知，甚至预感不幸可能降临，只是善于用“也许我没那??倒霉”来安慰自己。 　　在大街上开车可能溺亡，参加公务员考试可能被“顶包”，转发微博可能被“劳教”，这些“不确定的未来”，是否属于“风险”范畴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经典风险社会理论来说，只有极低概率的损害可能性，在事前就得到充分考虑，且穷尽了科学、技术、制度方面的合理方案，仍然无法完全避免损害的发生，才谈得上所谓风险问题。现代保险业就建立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上，否则，所有保险公司必得破产。 　　可以看到，现代人对于“风险”和“危险”已经做了严格区分，将前者归因于行动者理性决策的未期后果，将后者归咎于出乎意料的外部因素。病人尝试新药，是冒着产生副作用和耐药性的“风险”，而如果服用了正规药店贩卖的“皮革胶囊”，就是遭遇制药企业故意投毒的“危险”；灭失关键证据的当事人面临败诉“风险”，而屈打成招以致冤狱，则是身处司法滥权的“危险”；食用转基因大豆油有“风险”，食用“地沟油”则是一种“危险”。 　　至于易犯“贪污罪”的官员，易被“潜规则”的演员，易受打击报复的记者，易遭泄愤的医生被称为“高风险行业”，更暴露出“风险”话语使用的混乱。实际上，“风险社会”首先是一个允诺了“科学”、“理性”，乃至“民主”、“法治”、“宪政”的“现代性社会”，它来自于现代性逻辑的展开而非“崩坏”。一言以蔽之，风险社会并非“不正常的社会”。 　　二、现代社会的系统分化 　　卢曼的分析更抽象，也更精辟和全面：风险社会实际源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源于现代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的相互分离和自主运作逻辑的展开。 　　回看过去“分层分化”的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科学、艺术、教育的运转，均统一掌控于占据中心地位的精英阶层。大土地所有者拥有政治优势和法律特权，并且作为受教育的知识精英垄断知识生产，维护道德规范、宗教教义、艺术标准的持续生产和相互协调。所谓“富”才“贵”，才“有教养”；“善”即“真”，即“美”，即“虔诚”。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风险”的社会，因为身份等级吸收了生活中的偶然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一切残留“风险”，则由“权威”来应付处置。在现代社会，经常有“合理行为招来的不幸”，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所有不幸都可以追溯到一个“错误”上：它在伦理上是“恶”的，在审美上是“丑”的，在神学上是必然遭到“报应”的。 　　1.现代社会建立在“阶层”的废墟上。14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绝不只是“羊吃人”的人间悲剧，鉴于被“圈”土地本属于贵族领主，承认领主管辖权是农户租地的前提，圈地运动，实际反映了资本主义并不那么“血腥”的起点——剥离附着在土地上的政治和法律特权，使其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流转。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形成以“货币”为专属媒介的经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