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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从了解西站保洁员张顺莲 　　“现在比往几年好了10倍多。我都不愿意提往年，越提越伤心。你别提我这一生了，我就是不会写字，我要是把我以前的事写出来，谁读了都要哭。” 　　西站每天都是繁忙的，每天带着各种方言各种行李的人，在这座巨大的火车站，大浪淘沙般，留给北京这座现代化城市一道由人影构成的有些雄浑苍茫的长河。这条河顺着北京的街道渐渐远去，然后变淡、变缓，然后一个个影子渐渐分散出去，渐渐和北京新老更替的建筑融为一体。35岁来到北京打工的张顺莲在西站候车室做保洁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她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比一般进城务工人员要长，她看到的匆忙的面孔也比一般人要多。几年以后，她的儿子即将在北京扎根，而她准备回老家，虽然有些舍不得。 　　张顺莲和丈夫以及儿子儿媳在丰台的铁路职工小区租了一间一居室，这是她第三次搬家，房租她觉得很贵。她家在6层，屋内有几样常见的电器，家具很简单，小饭馆常见的圆凳摞在一个角落，房子之前似乎也没有装修过，大厅的双人床后边简单贴了个有着美好寓意的宣传画。张顺莲这几天都是夜班，下午4点，她坐在大厅的床沿上，讲到激动时，她会站起来用手描摹下一个具体的场景，而提到她打工的经历，她稍微低了下头，流泪了。 　　张顺莲1965年出生，家住四川巴中，她没有上过学。她的家乡是山区，都是梯田，种地都要“爬坡上坎”。“我七八岁就开始干活，那时候不是人民公社么，我就去山上割草喂猪，一天给我算1分的工。”结婚以后，她的家里也很贫穷，“我老公是个木工，做手艺，出去一天挣1块2毛钱，我就在家里种地、带孩子。” 　　“有些话都不该说，我娘家他们没有一个喜欢我老公，也就是我自己喜欢，娘家也没哪个人瞧得起他。” 　　这样过了10年，1997年，张顺莲的公公生病，“一天看病要100块钱，我老公一天最多也就赚5块钱，我们就借钱，欠了好多的账”，过了两年，张顺莲的公公去世了，她的女儿要考大学，她的老公在那时病倒了。 　　“他给我闺女后事都安排好了，他都不想活了。”张顺莲的丈夫患上了败血症，“家里穷得没法说了，有天晚上没东西吃了，有的谷子筛完了不是还有几颗米么，我就把谷子碾碾然后放锅里煮了。我闺女儿子都说妈妈没法吃了，我转过去就流泪。”后来因为夫妇俩认识的人还算多，治病的钱也借来了。张顺莲白天干活，晚上还要继续一个山沟一个山沟地跑去再借钱，为她女儿交学费。 　　2001年，张顺莲的丈夫痊愈，俩人不得已来到北京打工，他丈夫跑工地，她去做保洁工作。她的女儿上了大学，儿子上初中自己在家照顾自己。“刚来打工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哭。”她的第一份工作也并不顺利，“在一个学校里，同样是扫院子，我就得多带一层楼，我问领导凭什么我就要多干一层楼，他就说，凭你不是北京人是四川人。” 　　在老乡的帮助下，张顺莲来到了西站，一直工作到了现在。大候车室一般是三四个人同时负责，小候车室则是一人。“小候车室，车不少，人也不少，随时就是满满一候车室人，车一来哗哗哗人就过去检票，人一走，全都是垃圾，我都是跑过去把垃圾推（用鬃推）到一起，然后用赶紧装进垃圾袋里。”说到这里，张顺莲从床沿站起来，弯腰比划起垃圾装袋的动作。她家的地很干净。摊开双手，她的手掌都是硬茧。 　　西站的候车大厅她都工作过，这10年来，她热心帮助乘客，“很多人都写来表扬信”，她也好交朋友，其他同事在干活时她也过去帮忙，“他们把垃圾推过来，我就俩脚把垃圾袋口固定，弯腰把垃圾往里送，这样特别快。我忙的时候她们也过来帮忙。”在候车室，她也捡到过很多乘客遗失的东西，“2007年，我捡到3100块钱，一个手机，一个车票，都给公安了”，有一回她眼看着一个乘客掉了10块钱，她捡起来追到检票口，火车马上要开，乘客怕误了火车直接说不要了，“当时候车室的警察就跟我说，他都不要了你就拿着吧。我拿着钱给同事买了点饮料。” 　　但是候车室的工作并不总是愉快的。“去年夏天，有个女的长得可漂亮了，她放在座椅下边的纸杯子倒了，洒了些水，我过去打扫先问她，这个杯子还要不要，她以为我把杯子弄倒了，就开始骂我，骂得特别难听，我就说不是我弄倒的，她就咬定是我干的，我又跟她说，姐们，我刚才要碰你杯子一下，我出去让车子撞死，她就跟我说，你去撞死啊，现在你就去撞死”……“这种事碰到得不多，要不能气死你。他们骂我我也不还口，我来这是工作的，不是和他们对骂的。” 　　张顺莲刚来北京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就450块，都汇回家，一个月就剩两三块钱。我老公一天都在工地（管吃住），几天回来一回，我一人晚上去112路车站捡废品、瓶子，能卖个一块两块，然后买两个馒头够一天的生活。这些我孩子都不知道。有时候人家剩个馒头扔地下我也捡着吃了。俩孩子要上学，他在工地干活一年也就剩2000块钱。” 　　这种情况她坚持了两三年。“有一回攒够钱给我老公，他拿到钱先买了瓶啤酒买了点小菜，我当时就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