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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加强图书馆藏书建设 　　摘　要：缪荃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通过购买、抄写、与人互赠等多种方式搜访、积攒了一大批宝贵的藏书，并率先打破常规，向所需之人，开放典藏，逐渐形成了藏书为著述、藏书为流通、藏书为文化传承的藏书思想。缪荃孙的一生，不仅其丰富的图书资料给图书馆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他那高瞻远瞩的藏书思想至今仍给图书馆以深刻的启示：以人为本，搜集藏书、典藏藏书、流通藏书。 　　关键词：缪荃孙；藏书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211-02 　　一、缪荃孙的藏书缘起 　　1844年农历八月初九，缪荃孙出生于江阴的一个官宦之家，从小浸浴书香，养成了嗜书习惯，“幼嗜缣素，得一异书，寝食俱废”。11岁时就读完了五经，且对《南史》、《北史》、《续资治通鉴》等书爱不释手；23岁中举后，即在李文田等多位学者名流的指导下，博览群书，精研文史；32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并担任京师学监；57岁任江楚编译书局主任，出版他的传记性著作——《续碑传集》；76岁高龄还在为刘承乾编《嘉业堂藏书志》，可谓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缪荃孙不仅喜爱读书，而且对书的搜求、典藏也是持之以恒，一生辗转奔波十六省，每到一处都留有他寻访典籍、网罗群书的身影。“遇书辄购”是他获得藏书的最主要方式。尽管“幼催兵灾，长守冷官”，“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即使是远涉重洋，东渡日本考察学务，依然“得暇即搜看旧书”，更不要说遇到自己心仪的好书、异书了，像这种“光绪三年（公元1876），留京师，汤文端家藏书全出，以千金购之”不惜典当衣物、一掷千金买书以充家藏的购书经历，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而他却觉得是一种享受并为之乐此而不疲。同时，缪荃孙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想汇聚更多的中华典籍肯定鞭长莫及，于是他决定充分利用他广泛的人脉资源，请亲朋好友多方代为购买。在他的《艺风堂友明书札》中，就有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汪鸣銮、张之洞等一百多人替他代购、代抄或赠送典籍的记录，“故家藏庋，时时散出，苏沪密迩，估客奔辏，所收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1]。 　　缪荃孙在享受购书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曾有过与书失之交臂的沮丧，“一日见《河南志》钞本，一巨帙，无卷数，议价不成，次日即为人购去，懊恼欲绝”[2]。为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望“书”兴叹的遗憾，他决计“孤本佚文，海内不经见者，必钩取移抄始后快”，把抄书当做其充实藏书的重要手段之一。《慎子内篇》一卷、《外篇》一卷、附《补遗》一卷、《逸文》一卷、《校文》一卷等都是出自缪荃孙之手，其中《孝经》、《书画题跋记》十二卷及其《续记》十二卷还是公认的善本，其对藏书的热爱与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缪荃孙是清廷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文人之间互赠书籍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在他丰富的藏书中，便有相当一部分是朋友赠送的。翻阅缪先生的《艺风堂友朋书札》，可以清楚地得知，当时的名流张元济、王先谦、叶德辉、端方等二十多人都送过缪老书籍，其中尤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赠书的数目较大。 　　二、缪荃孙的藏书理念 　　“百城坐拥艺风堂，古色斑斓映缥囊。宋椠元雕勤校勘，吉金乐石富收藏”[3] ，面对这些来之不易、汗牛充栋的宝贵藏书，缪荃孙会不会萧规曹随，一如他以前和同时代许多藏书家一样，恪守“子孙宝之”的旧俗而让它们也“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呢？没有。从小养成的对书的如醉如痴、长年累月费尽周折搜集书籍的艰辛、社会的动荡与虫鼠火患等不确定因素致使藏书由聚转散难传三代的事实，缪荃孙深知那种“藏重于用”的陋习是与自己“输入文明，天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的藏书采访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从他曾经所说的“兹既幸归予手，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珠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 于予又何裨? 且予喜藏书，不能令子孙亦喜藏书，聚散无常，世守难必，即使能守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则予且为包氏之罪人。因倩善书者录副本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 [4]。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他对那些“珍奔锢筐凿楹，人有求者坚称无有，定饱虫鼠，或投诸水火，不使流传”的人的嗤之以鼻和对那些“不矜己藏与人传钞者”的人的推崇备至。他认为，典籍的传承在于保文献，正行谊，兴风气。藏书虽然聚散无常，但藏书中所蕴涵的思想却能因阅者“单刻为千百化身，可以不至之湮灭”[5]而代代相传，“否则，以锢蔽为珍守，不与人传钞，欲其流播，难矣”。正是基于有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深邃的远见，缪荃孙一反以往藏书家们闭门锁籍“秘不示人”的惯常做法，决心流通自家藏书，用实际行动来实践他颇为赞赏的明代藏书家曹溶所提倡的“流通古书”之说，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藏书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叩之者，不仅有求必应，“不畏人指名而索”，而且为了满足更多好友对这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