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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异化、变迁与边界 　　[内容摘要]农村民间金融法律供给存在异化，一是农村金融的法律供给与需求不均衡，二是正式金融机制、法律制度与农村社会内生规则的不契合。本文以“法律与金融”为视角，对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合作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农村民间金融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度变迁。以政府、市场与自治的博弈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边界与本土化选择。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 法律规制； 法律与金融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二元分割，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功能错位，农村民间金融受到严重压制。农村民间金融主要包括民间借贷，各种合会、台会、标会，以及钱庄、基金会、储金会等形态，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农村民间借贷，包括互助性无息借贷与有息借贷，二是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中介的融资活动。 　　农村民间金融具有人格性与社区性，也具有层次性与共存性：一是人格性与社区性，农村民间金融是基于一定的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互相合作。农村民间金融多是熟人间的金融往来，基于彼此信息的畅通与人身信任，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圈层社会，利用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会排斥的非正式制裁机制，具有地方性、内生性与信息对称性的特点。二是层次性与共存性，经济落后的地区以民间借贷为主， 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则出现民间金融组织的运作。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变迁表现出层次递进性，即由低市场化、低组织水平向高市场化、高组织水平方向的演进，并且不同层次、位阶和组织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表现出混杂的 为什么长期以来，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金融组织与金融行为渗透了农村金融的各层 面？为什么农村金融需要游离于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规则？“法律与金融”理论为此提供了 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视角。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与金融”视角 　　“法律与金融”理论以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为分析视角，认为法律变化并非总是锁定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中，而是取决于本土机构的需求，以及改变是否适应现有法律体制下的机制设定。法??是功能性的、反应式的、适应性的，而非标准化制式。法律不是政治、经济中立的机制，而是各方利益参与者的博弈。“法律与金融”研究关注法律的供给与需求，从研究法律与金融静止的、线性的关系发展到关注法律与金融动态的、非线性的互动。[1] 　　“法律与金融”理论重视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的对抗、博弈、共生等互动关系。 有学者研究和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正式法律、金融制度与可选择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认为基于私人信用、合同联系和企业联合的制度和以民间信用和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可选择的融资渠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与金融的增长。[2] 　　尽管“法律与金融”学说与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但其分析视域、分析模型与量化研究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基准与分析框架，使后来的法律与金融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质疑、对话、解构与生成，亦为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供给、正式法律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博弈均衡、金融管制权与民间自治权的对抗与博弈等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视域与分析框架。 　　三、农村民间金融法律供给的异化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供给存在严重的异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金融的法律供给与需求存在极大的不均衡。一方面，农村正式金融远远不能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相匹配，农村金融需求与格局日益边缘化。因政府功能的错位与不当干预，单一化和垄断化的无效率市场，所有权主体缺位与产权缺失下的金融交易行为扭曲，农村非正式金融受到严重压制。[3]金融与法律的正式制度供给往往不能适应农村金融交易的内在需求，出现了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的功能错位，加剧了金融管制权与民间自治权的内在紧张；[4]另一方面，农村民间金融合理的发展得不到相应的正式制度的支持，民间融资、社会集资、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模糊，出现农村金融管制权与民间自治权的对抗与博弈。 　　二是正式金融机制、法律制度与农村社会内生规则的不契合。“法律与金融”研究指出，正式制度越能与非正式制度处于兼容而非冲突的态势与格局，制度的运行越显现出对环境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根据LLSV范式，法律是外生的，外生性的法律体系可以导致制度博弈参与者的利益等发生变化，从而有可能制约参与者的行为，但法律自身并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施加影响的一种存在。日本学者鹤光太郎（2003）提出的“内生性法律理论（endogenous law theory）认为，法律制度并非是不变的、外生性的要素，它以民间行为主体自我约束性的博弈均衡形式内生地生成，并对上述均衡与行为模式加以强化、巩固。[5] 　　目前的正式金融机制和法律制度与农村社会内生规则（习俗）存在相当严重的偏离。现代金融规则与乡土社会严重疏离，传统沉淀下的借贷互助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