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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模式选择探析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战略。目前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各异、形成原因多样、竞争格局明显，面对这种形势，上海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建设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模式 　　根据对上海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及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的比较，笔者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目标模式选择上要突出以下特点： 　　（一）更加突出创新和差异化发展 　　金融博弈是一种讲规则的游戏，强者占上风，弱者往往受制于人。现有的金融头脑体系已经在欧美完善。无论是技术的先进性还是金融工具的复杂度和完整度，欧美都已比我们走得远得多，操纵起来也熟悉得多。玩经典的金融，中国这个后来之辈不具备优势，具体到金融中心也是同样道理，效仿欧美金融中心的模式容易落入圈套。从应对金融战争的角度出发，中国的金融中心模式应选择服务国家金融战略，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二）金融中心将以加速发展为导向 　　建立金融中心是为稳定还是为发展，离不开对形势发展的把握。从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向看，现代金融已经进入了投机盛行的年代，离金融为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及风险保障的初衷已相去甚远，以保守金融服务见长的英国也已通过金融大爆炸成功融入了投机型金融成分，在此情况下，强调稳定的金融模式难以适应形势需要，甚至可能被金融洪流无情吞噬。从中国现实看，强调发展更是大势所向，虽然现在的工业化阶段需要金融提供稳定保障功能，但未来的创新型经济则需要金融发展尤其是投机型金融激发创新热情。 　　（三）城市互信机制的建立与网络化结构 　　目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诸城却依然相互排斥、甚至恶性争夺金融资源。由于缺少互信机制，各地倾向于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导致内耗远大于合作。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缺少互信，实际上等于阻碍资金的自由流通，这本身就是金融中心的最大掣肘，完全与金融中心支持国家战略的本源南辕北辙。在美国这样拥有多金融中心的国家，纽约、芝加哥及波士顿的合作博弈堪称典范，纽约在股票交易和能源??货交易上独占鳌头，芝加哥的强项则是期货和期权交易领域，再加上主要从事基金管理的波士顿，三大金融中心间的良好合作机制使得整体上实现了各取所需的资源梯度配置。因此城市互信机制的完善才是金融中心支撑中国大国战略的真谛。因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如区域经济个性鲜明、经济成分杂交化等对金融中心的服务提出了更多要求。从国家整体看，既有稳定功能的银行体系，又有优化要素配置的资本市场体系。从区域看，既有经典的金融体系，又要允许各种非典型金融模式遍地开花。各类型金融中心错位竞争、交相辉映，形成集群效应，实行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模式，同时顺应世界形势实行交叉替代战略，既有利于服务不同经济模式，也有利于在金融战争发生时与欧美打不对称的游击战。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选择面临的挑战 　　（一）过于倚重行政权力 　　市场意义的金融中心是市场自然发育的结果，相同类型企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乃受规模经济效应支配，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体现。尽管强势政府具备快速聚集经济资源的能力，但城市的经济角色并不完全由政府一手导演。正如华尔街萌生于商人聚集在梧桐树下交易，“日升昌”票号成就了古城平遥。金融中心是交易中心与价格发现中心，不是管控中心，靠行政权力确认金融中心似乎难以在历史上找到成功的住证。反观上海“一个核心”、“两个重点”的具体措施，则只体现金融发展的外在性而找不到具体的内在性。一方面，依靠浦东综改先行先试本质上仍属政策经济，还是要谋求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配合。另一方面，仍存在金融产业链部分环节薄弱、产业链不够长等内生问题，上海要进行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就必须产生新型金融工具，而这并不是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就能做到的。所以市场内在性的完善程度比行政权力更能决定上海金融中心的成败。 　　（二）操作能力和思想观念的滞后 　　从现状看，上海金融中心在打基础上已有不少成效：在建框架上，基础设施建设脚步紧凑，主要缺的是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目前对金融法特别是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依然十分微薄，而且有待于与中央的政策协调。如果仅从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和发展潜力来看，上海并不输于任何一个知名对手。和香港相比，在市场结构上上海多了商品期货，这一点已经趋近于纽约、伦敦等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成立了金融仲裁院，在大陆首先引入了国际通行的解决争端机制，金融生态环境在国内绝对一流。可见，上海离真正的金融中心差的其实就是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多半是如何建立金融中心的思想尚存偏差，对金融中心本质及其功能理解不到位。比如上海所引以为豪的丰满的要素市场，如黄金、货币、期货等，仅仅代表金融工具，是金融发展要素中的一类，这与“资本主义要素主义”中的“要素”不是一回事，后者不仅指工具，还包括各种能创造价值的其体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