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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专题2 协调的、均衡的过程。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冲突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行也不是行动者单纯被动地服从“社会安排”的过程，而是在既定的结构框架内自主地追逐自身利益与目标的过程。社会冲突与失序，正是导源于行动者之间对自身利益与目标的这种自主追求。艾森斯塔德通过将冲突论思想引入到功能主义框架中来，对功能主义社会过程观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变迁理论帕森斯早期的著作很少涉及社会变迁问题，这使得人们批评他不能描述和解释社会变迁过程。帕森斯晚期与其支持者们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对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分化理论”的功能主义社会变迁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点是：（1）认为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是社会分化，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势是不断地从功能重叠的简单结构向功能特化的复杂结构演进；（2）提出推动社会分化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的功能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压力，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功能需求，当这些功能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满足时，就会对社会结构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社会创造出一种更为有效、更为分化的结构安排；（3）认为社会分化的结果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的效率和效力；（4）认为社会分化过程包括分化、适应性增长、包容和价值概括化几个基本环节，等等。然而，这个最初的分化理论又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新的批评。人们指责它：（1）关于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基本形式的说法过于空洞抽象，缺乏对变迁过程的历史与经验的专门分析；（2）对社会变迁动力的解释过于简单，未能对卷入社会变迁的具体社会群体的作用进行考察，也忽视了权力与冲突对变迁的影响；（3）认定分化必然导致系统效率与效力的提高，这点值得质疑；（4）对现代社会的状况过于乐观，与整个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样内在地具有保守倾向。当代的新功能主义者们试图在坚持分化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化理论。主要指向四个方面：1．扩展原初分化理论模型的经验范围，通过发展出一些与社会分化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变迁模式来补充它。如鲍姆和莱切尼尔等人指出：“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现象，即拒斥社会的复杂性而促使社会组织朝着较低分化水平的方向变迁，如“原教旨主义”运动等，在现代社会，“逆分化”现象多数是作为一种对现代化不满的结果而出现的。钱帕基等人则提出了“不平等的分化”的概念，用来表示不同的功能领域或制度之间在分化的速度与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的现象。柯罗米等人又提出了“不平等的分化”（uneven differentiation）指某一制度部门或角色结构在不同地域之间分化速度与程度上存在的差异。斯梅尔塞则提出了“受挫的分化”（blunted differentiation）这一概念，用来揭示某种分化过程受到阻碍这种现象。二、超越对分化的纯系统论或进化论的解释，趋向于强调偶然性，具体群体以及社会冲突对分化过程的影响作用。分化不能被理解为对结构性压力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反应，也不能被理解为系统内在固有的趋于更高效率的一种冲动。社会变迁过程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来完成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具体群体的动员、群体关系格局以及群体内外冲突等因素的影响。艾森斯塔德还提出了“制度提倡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的概念；认为结构变迁的发生以及它采取的特殊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制度提倡者的活动所形塑。艾森斯塔德又提出要重视精英群体对结构变迁的影响。他认为精英活动是制度化的一个相对自主的方面，精英的活动与眼先以及精英之间的冲突对结构分化的形式与方向等有直接的影响。柯罗米还提出了“制度追随者”、“制度保守者”、“制度迁就者”等概念，认为结构分化直接受到这些群体之间相对力量及冲突的形式与过程的影响，等等。新功能主义者们试图以这种突出利益冲突在结构变迁过程中之作用的“利益模式”（interest model）来补充过去那种单纯强调结构压力导致变迁的“压力—分化”（strain-produces- differentiation）模式或“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把个人与群体的能动作用、利益与冲突等因素导入分化理论，使分化理论更具现实解释力。三、增加社会分化结果的可能性范围。承认适应性升级只是社会分化的多种可能的结果之一。效率的增长与整合能力的提高是传统分化理论认定的两个主要社会进化结果。新功能主义者们则普遍认为，效率的增长与整合程度的提高只是理论上与经验上的可能性而非分化过程的必然产物，他们拒斥分化会自动增加系统效率与整合程度的观点，指出社会分化的结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亚历山大提出功能性的分化和相对自主的亚系统及精英的出现会促使现代社会冲突数量的增加，但同时也会缩小冲突的范围。斯梅尔塞等人指出分化出来的制度为各群体提供了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