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碉楼闺人未识(组图).docVIP

广州藏碉楼 深闺人未识(组图) 平山村读月楼的顶层。 “飞机楼”楼屋内一角。 “飞机楼”内存放的旧家具。 洛场村当地人称作“飞机楼”的江梓桥楼。 “飞机楼”主人的老照片。 洛场村当地人称作“飞机楼”的天台栏杆。 洛场村一栋旧屋及天台上的燕子楼。 新发现的花都洛场村华侨建筑群具有研究价值,据专家称广州坐拥150多个华侨建筑——　　发现广州之“建筑”篇1　　从2003年起，广州开始进行第四次全市文物普查，在全国开了先河。此次普查的精髓成果被集纳成为《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一书,成为广州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概念最宽泛，新发现最多的一部文物“家谱”。　　本报从4月24日起，将陆续刊出《汇编》中有代表性的文物，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大广州、大文化”的丰富肌理和深厚底蕴。　　策划/赵洁翁天兵　　撰文/记者金叶　　摄影/记者黎旭阳　　华侨住宅因何变碉楼？　　花都区博物馆副馆长江毅告诉记者，当时前赴后继前往海外的华侨，挣到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汇钱回家或者亲自回国操办“三件事”：买地、建房、娶亲。然而当时花县的治安情况并不好，土匪众多，在这些人的眼里，华侨们便是“大肥肉”，于是“富家用铁枝、石子、士敏土（水泥）建三四层楼以自卫。其艰于资者，集合多家而成一楼”。　　在花都，这样的碉楼大概有70多座，其中花山镇的最多也最出名，特别是洛场村，现存50座左右的华侨楼，散布在20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　　花都为何多华侨？　　·土地贫瘠、战乱频仍导致破产农民增多　　·美加等国因为“淘金热”需要大批劳力　　·被骗作“猪仔”贩卖出洋　　花都，旧称花县，位于花山群岭之南,东北部多山，西南部低洼，一天下雨，洪流直泻，三天无雨，庄稼受旱。加之毗邻广州，“省城之屏障,南北粤之咽喉”，遂常为战祸所波及，人民的生活不堪其苦。　　鸦片战争后,花县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破产农民增多。而彼时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诸国，因为“淘金热”而需要大量劳力。成千上万的花县人，远渡重洋，赴海外打工谋生。根据《花县志》的记载，这些华侨或是以“卖猪仔”的方式、或是作为契约华工、或是以家庭移民的方式离开家乡，踏上了一条艰险而未知的路途。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流落到南洋，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经营米业，开小商店。或者在刚刚开辟成自由港的新加坡从事建筑业。他们当中不仅有男工，而且有女工，她们以蓝头巾裹头，被称为“蓝头巾”。当年新加坡的“蓝头巾”有几百人之多，是开发新加坡的一支劳动大军。　　前往美洲的华侨也不乏其人。同治三年,花山镇洛场村的江活涵、江相威、江永刚、江活添、江新南、江志宽等应募到美国加州修筑铁路；同治八年,赤泥镇赤坎村宋居仁等到美国檀香山当劳工，期满后经营畜牧业。　　19世纪80年代,美国严格限制华人入境,花县仍有不少人赴美谋生。他们有的凭借当时在美襄办侨务的乡贤朱兆萃的关系，有的则买“出生纸”冒名顶替入境,有的先逗留墨西哥等地,再辗转偷渡到美国。巴拿马大运河的开凿,花县有众多的客家人应募去当劳工，他们有的做苦工，有的在运河工地卖豆腐、开小食店，过着艰难的日子。　　不能不提的是，当年有不少花县人是被骗作“猪仔”贩卖出洋的。清代外交公文档案内，有在古巴的花县籍华工邓可端、麦阿贞等的呈词，提到当时古巴各埠“猪仔”有万之众，“日则链锁鞭施,夜则坐监押脚”，八年握满，所存者鲜有过半。　　费特·巴特在《1850-1870年美国华工史》中这样描述过这些华侨：“出洋移民川流不息，回国的不过沧海一粟。”　　花都最著名的华侨建筑飞机楼现任楼主：　 不是生活所迫　　谁愿意漂洋过海呢?　　·飞机楼的设计和建设都是当时广州最好的设计师主持的　　·陈济堂及其时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还为楼的落成提名　　花山镇洛场村三队，最有名的华侨建筑叫飞机楼。飞机楼坐西朝东，主楼为三层半高的建筑，阔19.1米，深12.3米，建筑占地234平方米。砖混结构，每层都有出挑阳台，砖木结构，青砖墙。　　飞机楼的原名不详。它的得名，主要是因为如果从高处俯视，会发现它的造型非常像一架大飞机。　　飞机楼现在的主人叫江庚枨，是飞机楼楼主江梓桥的孙子。江老告诉我们，他的爷爷江梓桥出生于1876年，学名江直亭，是花山洛场村一名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爷爷没有出过洋，不过江氏家族里确实很早就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人了。”　　在江老的记忆里，爷爷的哥哥江梓球，是江家最早去美国谋生的人。民国时期，江梓球回到故里，起了一栋四层的青砖房子，这栋被村民称为“坦克楼”的建筑，就在飞机楼旁边，有着比飞机楼更久远的历史。　　踩着前辈的脚印，江家一代又一代的人远赴重洋。江梓桥的大儿子江宝琨成人之后，去到美国开“番衣店”（洗衣店），所挣不多，都寄家来贴补家用。江宝琨的三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