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团委一班人.docVIP

紫禁城里团委一班人 　　只有一个专职团干部的处级团委 　　这是一个普通的团委。 　　这又是一个不普通的团委。 　　这是我国最大的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团委。论级别，故宫博物院属局级，故宫博物院团委也算得上处级。但这个处级团委中专职团干部就团委书记一人，副书记和其他几位委员都是兼职的。 　　几年前，当市场经济在我国迅速崛起，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渐让位于市场经济，每个单位开始计算人力的投入与产出效益，大刀阔斧地裁减非生产人员，一些单位还出现了党政工团等机构合署办公的现象。对此，一些没有思想准备的团干部和团组织，变得有些惊惶和失措。毕竟，长期习惯的由“计划”规定拨给的共青团工作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了；由“计划”供给的团干部的铁饭碗也消失了。而这不适应似乎还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埋怨和惊呼：共青团又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 　　自然，作为上层建筑的共青团永远需要不断调适自己的位置，以适应变化和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过，这一回，在许多人惊呼“共青团面临严峻挑战”时，故宫博物院团委却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十几年了，这个团委班子就是一个专职干部，不管是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年代，还是现如今“经济是命脉，是中心”的时候。没有大起大落，这作为一个人就要耐得寂寞，作为一个团组织也如此。他们认认真真地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每一项工作：组织团员青年为灾区群众募捐、义卖，开展“青春在旅游业中闪光、献身文博事业”的活动，开展“文物知识竞赛”，组织“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组织在承德避暑山庄或南戴河的夏令营。活动搞得火火热热，而活动的组织者就是一个专职八个兼职的故宫团委。 　　故宫团委书记于子勇这样对记者说：“共青团要围绕经济和业务建设这个中心干，就不能跟中心挤时间、争位子，就要服从于这个中心作助手。如果说，过去我们是凭着一种习惯不自觉地这么干，那么现在则是故宫党委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自觉地要求自己这么干。” 　　于子勇的话耐人寻味。团干部的兼职或许已不用讨论而必然地成为一种趋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在向未来世纪的进军??，早些适应这种趋势，自觉地作好准备，或许就早一分主动。 　　团干部不能光吃政治饭 　　在同故宫团委委员接触中，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那儿的团干部不是光吃政治饭的。故宫团委的委员几乎都有业务职称，有的是初级职称，有的则是中级职称，并且这职称中不带水分。这里记录下其中两个团委委员的谈话： 　　杨泽华（团委文体委员）：我现在科技部工作。还在1982年，故宫同英国鲍波沃特公司合作，由英方出技术和资金，我方出文物原型，共复制了1000多件文物。那时，我们10多个年轻人组织成青年突击队，参加这一工作。那一回我们年轻人既学会了技术，也为国家挣了一笔外汇。后来，我又调到现在这个部门搞古字画的装裱和修复。你刚才说，有人在裱画时可以多揭出一层来，一幅古字画就变成了两幅。这好像很神。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本事。纸有单宣和夹宣，古人写字讲究“力透纸背”，这字要是在夹宣上写的，字渗到下一层是很可能的。我说能把一幅字画揭裱出两幅来不等于说我也会搞这档子事，故宫从来不这么搞，这是故宫的信誉。那些古字画的年代久了，真是娇气得很，一碰就掉碴。我要把它补好，修复如故，以假乱真，这才叫本事吧。不过，我目前还是初级职称，因此大多只让我修补二三级文物，明清时的作品为多，偶尔也会让我修补一级文物。当然我除了上班修补古字画外，业余时间也帮人装裱一些字画，有时人家也会送我点东西或钱。你说我这是第二职业，好像是又不太是。因为我帮人裱字画，先是为了那点爱好和乐趣，然后才是别的什么。 　　李米佳（团委文体委员）：我在陈列部工作。搞陈列就要熟悉文物，拿起一件文物就能说出是什么年代的。我今年虽然才29岁，但在陈列这儿已干了近10年了。10年来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了百来篇大大小小的文章，要说成就也该算有一点。1992年故宫搞的清宫藏传佛教展览，我和另一人合作写了展览大纲，展览大纲按说该有中级职称的人才能写，而我现在才是初级职称。我觉得团干部业务强，才能对周围的青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故宫团委书记于子勇和副书记王光耀在谈到故宫的团干部时说：我们这儿的团干部因为大部分是兼职的，所以不存在转业的问题。团委在干部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在“双推优”中向有关方面推荐业务骨干。团的十三届二中全会提出：今后要努力把团干部造就为既能从事青少年工作，又能全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觉得复合型团干部有前复合型和后复合型两种。所谓的后复合型团干部就是到团的岗位后再补课成为多种才能具备的复合型干部；而故宫的团干部在选拔时就是从青年业务尖子中选出来的适合当团干部的人选，因此，故宫的团干部到团的岗位前已是初步具备政治与业务素质复合型干部，这类干部是否可算作为前复合型人才？ 　　显然，后天培养具有复合型才能的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