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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无产阶级红色医生 　　一九五五年，我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本校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工作。我牢记着党的教导：要做无产阶级的又红又专的医生，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又医疗事业。 　　在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一天深夜十二点来了一位急诊病人，当时诊断为双侧耳源性颅内并发症，病人已进入半昏迷状态，情况十分严重。我就请主治大夫为病人进行手术。但是他说病人等到明天也不要紧，而实际上是他怕累不想做，因为明天他就不在病房而在门诊了，可以让别的大夫来做手术。根据病人的情况，如果是脑脓肿一破裂，马上就有生命危险。于是我就坚持请他做手术。不料他却说：“那么你来做手术吧！”虽经再三解释，他还是不顾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党对自己的教育，为了挽救病人，就鼓起勇气决定自己做。这时我心里很紧张，乘手术室准备的时候，一面翻书苦想，一面请求主治大夫给予指导，终于为病人完成了双侧手术。 　　这件事情，更使我明确了必须清除资产阶级医疗观点，树立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样工作才能做好，否则即使有多高的技术，也不可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大跃进中出现的抢救丘财康的动人事迹， 　　有一天晚上，产科病房有位刚生了双胞胎的产妇，突然发生呼吸困难，原因是她过去做过气管切开手术，这时气管套管被痰、脓和痂皮堵住了。我去参加会诊，看到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随时有死亡的可能。而她的爱人三番五次地问我“大夫，有希望吗？你有把握，吗？”我想，病人和家属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大夫身上，作为党培养出来的医生，没有权利说没有希望没有把握，就坚决地回答：“有希望，有把握。”可是话还没说完，病人突然呼吸停止，病人的生命就铖在瞬息之间了，而吸引器还没取来，如果稍一迟疑，就可能没救了。怎么办？这时白求恩大夫那种毫无利己之心的共产主义精神在我脑中显现出来，我顾不得考虑病人是否有传染病，我的健康是否会遭到危害，我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救活她！”就用自己的嘴在病人的气？套管口用力猛吸，同时为病人进行人工呼吸。第一??没有吸出什么，继续再吸，就吸出一块干痂皮并有浓痰，病人在几分钟后呼吸逐渐恢复，这时吸引器也拿来了，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终于把病人抢救了过来。 　　眼科有一位女病人，叫蔡秀英，是唐山市一位铁路员工的家属，患右眼球突出症。经我科一位主治大夫会诊，并作了右侧上颌窦探查术，证明为织维瘤。但是病人病情一致认为这病是恶性肿瘤，而且有颅底破坏的现象，因此不能动手术。病人住院三月没有好转，无法救冶，只好让她出院。有一天，眼科一位大夫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没有参加会诊，也没有这个医疗任务，但是当我想到病人回家就是等死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难道我们真的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吗？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她，不能让她回家！”我要求将病人转来我们科。当时我心中完。全没有底，也没有任何办法，只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医生的责任感促使我一定要救她。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病人的丈夫，他很感动，说：“她还很年轻，而且怀孕四个多月了，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她的病就交给医院了，我信任你们。”病人家属的期望使我更加感到责任的重大。 　　但是当我把病人留下以后，我又开始犹豫起来。我想：专家教授都是我的老师，难道我会想出比他们更有效的办法吗？当我再一次想到上海广慈医院抢救丘财康的动人事迹时，我就感到自己应该破除迷信。我首先深入地研究了病人的病历和最近的病情，细心观察病情的发展，终于发现自己有些想法和专家教授们不一致，而且是重要的原则上的分歧。因为病理探查结果是良性瘤，再研究X光照片，也不完全象颅破坏，检查病人三个月来全身情况也还比较好。如果是颅底破坏和恶性肿瘤，病人是活不到三个月，不可能有这现象的。根据这种情况，我怀疑病人不是恶性肿瘤，颅底也没有破坏。这时我似乎找到了一线希望，高兴极了。但是马上又迟疑起来，我想，我这个参加工作未满四年的住院医师，临床经验很少，知识不广，竟敢在原则问题上推翻专家教授们所下的结论吗？是不是自己太幼稚无知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党。党支部支持我的意见，并且鼓励我说：“有两种诊断结果并不奇怪，因为思想观点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结论就会完全不同。我们一定要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党还告诉我要依靠群众，和科里同志们共同讨论。党的话使我顿时清醒起来，坚定了信心。之后在党支部领导下，全科进行了讨论，决定无论是良性肿瘤或是恶性肿瘤都进行手术，因为如不进行手术，即使是良性瘤亦会恶化以至使双眼失明，危及生命，而进行手术，即使是恶性瘤，只要无颅底破坏，也还能挽救生命。最后以科主任为首，在两个月内为病人进行了两次手术，证明病症与我最初的想法相符。经过手术和细心的护理，蔡秀英健康地出院了，并且保存了左眼的视力，胎儿生长也很好。这一次医疗上两种思想斗争的胜利，使我们救活了两个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