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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报道中新闻话语嬗变 　　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媒体，正如话语理论学者梵?迪克(Van Dijk)所说，“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语言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的交汇点。新闻作为一种话语，反映着社会生活，也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本文拟从话语的角度考察建国后自杀新闻报道在特定情景下的媒介话语变迁。 　　简单地讲，自杀是指个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就是自杀新闻。报道自杀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自杀时间、地点、自杀者姓名、年龄、家庭情况、性格、自杀的原因及其自杀者家人的情况等。自杀新闻一般呈现出负面性的特点，这是因为自杀新闻信息所释放的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是消极的。同时，由于反常的变动，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刺激性，刺激人们的感觉和情绪。这样，自杀新闻报道的信息更容易被复制，影响力更容易被扩大，从而形成二次传播。 　　 　　一 　　 　　建国以来，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媒体一直比较慎重。但在不同的时期，媒体对自杀新闻的报道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表明自杀新闻的特点本身并不能决定其呈现的方式。新闻话语是与特定的权利相关的。当政治权利主宰一切，牢牢控制话语权的时候，也可能对某些话语进行屏蔽。建国初期，政府大力宣传集体主义，提倡无产阶级道德，批评个人权利意识。在这种氛围下，自杀被视为“自绝于祖国”、“自绝于人民”的行为，是一种非法律的刑事犯罪，官方将自杀死亡数据列为一级必威体育官网网址资料，禁止统计与公布，自杀报道极少。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被认为是对革命的亵渎。自杀仅仅是发生在光明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大量的自杀现象被专制权力屏蔽掉了，公开出版物很难见到，而大量出现在内参中。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原先封闭的话语体系被打破，新闻话语的表达越来越开放，民间世俗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开始参与到话语权的分配中来，新闻话语经历政治话语的去中心化过程，变得越来越民主。这表现在各种类型的报纸开始报道自杀新闻。这时关于自杀报道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首先，自杀是新闻，媒体不应该回避自杀报道；其次，适当的自杀报道符合公众利益，公众有知晓的权利，再次，合理的自杀报道能够预防自杀。基于这些共识，不同级别和层次的媒体在进行自杀报道时因其定位的原因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以党报为代表，新闻话语呈现出政治话语向公共卫生话语的转化，以都市报为代表，新闻话语则呈现出世俗话语和商业话语的结合。 　　 　　二 　　 　　党报的自杀报道以防治工作、成就报道为主，重点在介绍经验。如2003～2006年《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特别关注学生、青少年、农民的思想状况，强调通过积极引导，化解自杀危险。《守护心灵》(2004年3月22日)、《让心灵多接纳一些阳光》(2005年2月25日)属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介绍江西省和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心理状况与危机干预成果。其中的人物报道，则通过故事塑造自杀求助者，展现新时期的新风貌和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成果，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突出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陈思：守望大桥守望生命》(2006年4月12日)表现主人公自愿在南京长江大桥救助企图自杀者；《正气激荡青春――记勇救落水女子的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贺小虎》(2005年9月26日)赞扬了新时期大学生在救助自杀者的过程中体现出的良好精神风貌。唯一一条人物自杀报道《哈尔滨原副市长朱胜文服刑中跳楼自杀身亡》(2004年1月13日)也是为了消除谣言，澄清某重要官员自杀死亡是个人行为，与组织和其他个人无关。 　　专业性行业类报纸，以卫生部下属《健康报》和人民日报社下属的《健康时报》为代表，重点在健康教育、自杀防治知识介绍，国际、国家或地方防治工作，有关自杀及自杀防治的新知识，个案报道少。这些媒体都站在专业立场，对自杀现象进行了学术研究和讨论，涉及到自杀成因、预防等各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客观报道。在消息源上主要是政府卫生部门和官员、专家学者等，从科学的视角出发，强调加强精神健康减少自杀行为。综上所述，党报专业类报纸较好体现政府议程设置，相关自杀报道比较保守和狭隘，进行媒介议程设置的能力弱，对公众议程影响也较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改革经历了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传媒开始具有利益动机，追求利润成为传媒组织运作的基本驱动力，市场开始成为政府之外的另一种影响传媒日常运作的基本力量，以都市报为代表，新闻话语越来越商品化。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媒体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世俗话语，普通人也更多地参与到新闻话语的生产和意义消费中来，自杀报道也越来越多，反映世俗生死观。当前，自杀报道不断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