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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时代,中国媒体新责任 　　看大势，谋大局。作为时代潮流最敏感的神经，作为社会舆论最直接的引导者，媒体更应如此。 　　从“理财”来看今天的中国，看今天中国的媒体，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财富来了 　　 　　敲着键盘写下“理财”的时候，我首先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小的时候。 　　那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年童伴们最常挂在嘴边憧憬未来的一句话。这种“现代化”的富足生活，是与“二○○○年”画等号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就叫《我盼二000年》，那时别说是电灯电话，要是谁手里捏着一根兰分钱的冰棍儿，就像后来80年代有人手里举着一个“大哥大”，那个酷啊! 　　到了80年代中期，“万元户”就是富翁的代名词。那时，人们会猜议“谁谁谁家是万元户”，话里意味很有意思：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也有些不满――。暴发户”而已――反正就是不服气(“万元户”常和个体户、没文化和倒买倒卖联系在一起)，尽管人们已不再信奉“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万元户”确实不大算什么。因为，百万富翁”之说在汉语世界里由来已久，在国人心里，“富翁”须是“百万”级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百万富翁”避不可及，仅仅是一种近乎终极的梦想。但到了90年代，这个人出现了，他叫“杨百万”，是全民皆知的“英雄”，股海里的传奇人物。谈起“杨百万”，再也没有人觉得他的“百万”有什么问题，人们想知道的是他炒股致富的“秘诀”、“真言”。 　　“杨百万”之后，财富英雄层出不穷，他们的故事在媒体上、在人们的言谈中传说着。“富翁”的门槛节节攀升，数百万、千万、亿万直到今天的千亿。今年，若没有330亿元的财富，就甭想让胡润排进百富榜的前十名，首富杨惠妍的财富价值就高达1300亿元。 　　今天，“百万富翁”已不算什么了。就像在南粤就职的当年同窗，“一不小心成了百万富翁”。他前些年购置的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市值早过百万了。 　　一挥间，三十年。重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觉得自己当年咋就那么“小农”，那么没气魄、没追求呢?今天，连收废品的师傅也打起手机了。 　　国人，都像是前些年陈佩斯在春晚小品里演的“王老五”――“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 　　除了票子，还有房子、车子，还有股票、基金、黄金、收藏品。国人的财富不再仅仅与银行存款有关，而是有了更大的舞台。钱，也不再仅仅是用来买东西的东西，而是可以生钱的东西，即便是用钱买来的东西，也要常掂量掂量“升值”这两个字。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9月，中国居民存款总额达到17.2万亿元。 　　美林和凯捷顾问公司10月17日发布的2007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49.8万人拥有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50万)以上的金融资产，较2005年增加了9.21％。 　　总之，不管你是富得流油，还是总觉得钱少得可怜，不管你是票子，房子、车子一大把，还是当着“房奴”、“车奴”经受着煎熬，你都不会否认，现在手上的钱比家里过去几辈子攒的都多得多。 　　 　　背后的推手 　　 　　“劳动创造财富”，地球人都知道。但为何同样是“汗滴禾下土”，过去就换不来沉甸甸的票子? 　　“党的政策好啊!”这句话，经常见诸媒体，可能很多人都听腻了，但确实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劳动创造财富”不假，但财富的流向与享有却不是劳动者说了算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一条主线。就是“以人为本”，体现在财富上，就是尊重、保护人的经济利益，让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的实惠。因为党已经认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让民众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所以，回头看三十年，就是财富逐步走向民间的过程。- 　　“民生”、“富民”、“小康”，这些关键词，背后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体现。不必引经据典，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一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创造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所谓“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讲，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很明确，党的政策取向，就是民众不仅要吃饱穿暖，不仅要有钱，还要创造条件让民众的钱变成可以生钱的。摇钱树”。 　　二是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如何和谐?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