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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国际思想市场时机与挑战 　　从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拍摄说起―― 　　 　　 日前,有两件事情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一是媒体披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上海一家公司拍关于国家形象的宣传片,宣传片分“人物篇”与“角度篇”。这种主题鲜明(国家形象的直接宣传)、特色突出(政府购买、民间制作、国际推广)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媒体称之为“中国国家公关时代的到来”,外媒也称是为了“回击国际媒体偏见”,“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是8月中旬媒体所热烈报道的,中国的2010年第二季度的GDP按美元计算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尽管中国经济在世界排名中的上升是早有预期,但是一旦真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引起了媒体和国际社会的热议。 　　 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两件事情也是可以联系起来的而且关系密切。前者是国家形象问题、国际一流媒体问题、国际传播能力问题、国际话语权问题、公共外交问题的依次逻辑发展结果,媒体概括为“中国国家公关时代到来”,而笔者把上述这一切概括为“我国进入国际思想和文化市场的努力”。而后者则是这一努力的基础和背景。 　　 在中国开始以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迅速成长,在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引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之后,我们需要进入世界的思想与文化市场。在承认这一命题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中国进入国际思想与文化市场的原因何在?理论基础有哪些?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又有哪些?本文试图就这三个问题略做探讨。 　　 　　背景:三个原因 　　 　　 概而言之,我国进入国际思想与文化市场的背景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是我国国际化进程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其次,其背后蕴含着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化的历史与时代命题;最后,这也与我国国际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有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融入世界的过程,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就经济方面而言,1978-200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以上,中国在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经济体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就政治方面而言,无论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还是在环境、核扩散、反恐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上,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有分量。在经济、政治影响扩大的同时,我国进入世界思想与文化市场就成为一种逻辑必然。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增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命题。①2008年,我们又提出打造一流媒体,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任务。2009年之后,我国又开始了国际话语权和公共外交的讨论与实践,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不仅成为国家战略、媒体传播战略,也成了各部门的直接行动。笔者理解,现阶段我国公共外交的概念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价值传播、软性目标、长远利益”。实际上也是我国进入国际文化与思想市场的举措,是经济、政治的国际化发展后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时代也是文化多元化时代。就文化的概念而言,文化全球化也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英国学者史密斯认为,文化是具体的,“一种无始无终的全球化文化适应不了现实的要求,唤不起任何记忆”,用世界主义的“肤浅”文化取代现存的“深厚”文化,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梦想”。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所谓文化全球化只是一种西方现代性的扩张。与政治全球化一样,文化全球化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共存”,文化全球化“既包含着异质文化跨国或跨地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又孕育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升消和磨合,‘文化共在’和新的‘全球化文化’是其并行不悖的两种表现形式。”③我们看到,当今的国家与文化体现了以下两个趋势:首先,越是全球化、民族文化与国家的意识就越强,交往的扩大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提升;其次,国家与文化之间开始出现了越来越紧密的结合。国家主权中的文化主权成为一种新特征,政治斗争也开始演变为文化斗争,而文化也开始越来越依靠国家的政治外壳。这也是我国进入国际思想与文化市场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我国的软实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发展还严重不匹配,李长春同志在2008年11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目前,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④随后他又在2008年12月,提出了我国传播能力的“四个不适应”和“四个事关”,他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的传播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的形势还不相适应,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还不相适应。加强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