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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三重困境 　　2009年7月20日，广电总局下发《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视剧使用方言的通知》，即所谓的“方言禁令”，之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后演变为一场针对一切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去留问题的社会讨论。当时的社会舆论情况在搜狐网文化频道一个《禁令以下：后方言时代的狂想曲》的专题中可以得到回顾。在过去的一年中，虽然新的方言类电视剧没有再出现，但方言类栏目剧、方言类的新闻评论或故事栏目、方言类广播栏目等并未受到影响，如《越策越开心》、《都市碎戏》、《阿六头说新闻》等。在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仍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对其支持与否问题的讨论已经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而研究其发展的真正障碍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面临的三重困境 　　 　　从方言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过程的角度看，决定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管理者政府；二是经营者传媒企事业组织；三是社会受众。其中影响管理者决策的主要是政治因素，影响经营者决策的主要是市场因素，影响接受者反应的主要是文化因素。虽然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在国内发展呈现一片火热的情形，但实际上它们在市场、政治、文化这三方面都面临着相应的困境。 　　 　　1、政治方面的困境 　　在这方面的，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遇到的困境十分明显。广电总局在2005年和2009年两次重申《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表明了政府管理部门在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方面的态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传播选择了普通话作为语言载体，从而赋予了普通话的权威性。然而随着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的广泛流行，它逐渐抢占普通话大众文化产品的传播资源和视听资源，壮大了以方言为代表的区域文化体的凝聚力，增强了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的话语权，对以普通话为核心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构成障碍，形成一道无形的“墙”。长此以往，这种障碍就会逐渐消解普通话的权威性。而这与在当前我国需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传播力的发展要求是不协调的，这就导致政府在方言大众文化产品上难以选择支持态度，从而致使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的发展面临政治上的困境。 　　 　　2、市场方面的困境 　　在市场方面，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遇到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市场前景的困境――市场越来越小。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开发所基于的市场细分理论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结果，然而这种策略本身的一个缺陷就是随着消费者需求差异化程度越来越大，所细分出来的市场越来越小，从而导致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而边际利润逐渐下滑。到了一定程度，这种策略将难以为继。我国的一种方言表面看似覆盖一个很广的地方区域，但内部又存在语音差异，如陕西话分为陕北话、关中话、陕南话，四川方言又分为重庆话和成都话等，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将导致仅仅以方言维系的细分的大众文化产品市场逐渐分解。大众文化产品创造利润的手段之一是被重复使用，而方言差异又限制了方言大众文化产品的重复使用率。其次，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导致媒体资源利用效率低。这个问题在省级卫视频道的方言类节目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方言类节目可以维系一部分忠实的本地观众，保证一定的收视率；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省级卫视都是覆盖全国的，由于语言障碍，非本地方言类的观众自然地被排除在外。因此，省级卫视经营方言类节目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当高。如湖南卫视以湖南话播出的《越策越开心》，在维系一批忠实本地观众的同时，也失去了相当广的外地观众。因此，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在大众媒体上投放越多，就会导致媒体运营的机会成本越高，媒体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就越低。 　　 　　3、文化方面的困境 　　受众喜欢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不仅仅是图个“新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获得一种文化归属感。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现代主义逐渐取代传统信仰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而现代主义的虚无性在将人们的思想解放到极致的同时，也将人们的精神引入一片迷茫的荒野。丹尼尔?贝尔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如今，人们在物质方面找到了一些归属，然而精神不知该归于何处。因此，当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披着发扬地方传统文化外衣降临的时候，它除了可以缓解长期以来普通话大众文化产品给人们带来的审美疲劳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可以给人们这种迷茫的心态带来一丝光明。 　　然而，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履行这种期望的能力让人担忧。一方面，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由于严重的商业化，导致其难以完全站在对社会负责任的立场，难以承担艺术与美的价值功能。另一方面，我国的方言类大众文化产品目前尚处于模仿主导阶段，缺少自主文化内核与创新。如果将目前大多数的方言类节目或者栏目剧的表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