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的思想走向与王符《潜夫论》之治道架.docVIP

　　东汉中期的思想走向与王符《潜夫论》之治道架 　摘要： 东汉中期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脉络方向，王符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生活的实际政治情势，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生产等各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治道方案。 　　关键词： 治道； 《潜夫论》； 王符； 架构 　　 　　一、 东汉中期的思想走向 　　 　　东汉中期是东汉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其历经和、安、顺三代帝王，这一时期的思想走向和东汉前期有着明显的差异，即汉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指向逐渐由思想、学术领域转为对现实社会、政治的猛烈批判，由对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经学的批判转为对社会现实治道的全面检讨。东汉前期历数光、明、章三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章帝时已入全盛时期，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其《论衡》就写于章帝年间，他继承和发展了从东汉初以来，由郑兴、尹敏、扬雄、桓谭所渐兴的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学及谶纬迷信的思想传统，以“超前觉醒”“执著求真”的科学思维之态度，勇猛举起“疾虚妄”之学术批判大旗，全面系统地检批了自董仲舒以来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经学，成为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东汉前期的时代特点、社会状况使得王充的批判过多局限于纯学术领域，过多于形而上的反思，对于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则疏于揭批，却歌颂有余，在其《论衡》之《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诸篇中，尽其美誉之文，他说：“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安宁，物瑞已极，人应斯隆”（《论衡·宣汉》），“今上”即汉章帝。王充认为当时汉代“在百代之上”（《论衡·恢国》），理由是：“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杰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论衡·宣汉》）在他看来，章帝时代即是“方今天下太平”盛事，盛事伟大，理应歌颂，其《论衡》就有除了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经学的任务外，还有“为汉平说”（《论衡·须颂》）之责任，并认为“无《论衡》之论”，就“不知优劣之实”，从而就不能准确给东汉当时之盛事定位。 （转载自中国评价网.nseac.） 　　章帝盛极而衰，及至和帝时已全面疮疾，王符此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思想走向，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东汉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历史、边防、风情世俗，并对此做哲学的反思与省察，他认为欲彻底根除东汉社会诸弊政，不仅要做社会改良革故的具体措施，更应从世界的源起，知识的渊薮、人性的本质来做“原元而本本”（《潜夫论·本训》）的形而上反省，藉此彻底扭转由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官方正统经学神学的治道指导所带来的当下“衰世”。王符“精习经术”，但不泯于古今文经学，他的笔芒仅仅抓住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以此为“衰世”之务，以平民思想家特有的异端情愫开启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滥殇，使东汉思想界焕然一新，迸发出猛烈的社会批判力量，与其后追其绪者崔寔、仲长统一道，共同对四百年的汉家王朝之治道得失进行了理论清算。从治道来看，作为同官方正统治道对立面出现的新的治道模式的梳理，王符对封建国家统治秩序的重建及实现社会控制的稳定，提出了各种挽救的方案和主张，且立论多于揭批，见解新颖独特，析理严实理性，语言醇正优美，“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之比也”[1]，其理论回应了时代的吁求，映射了东汉时代的社会精神。显然“潜夫”之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未能转为政治实践，王符及其所处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卑弱亦未能和现实正统力量相抗衡，救世图新，“兴大化而升太平”（《潜夫论·本训》）理想的治道局面终未能实现，但是《潜夫论》的问世是东汉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的出现不仅仅标识着汉代思想的转向，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 《衰制》、《断讼》、《三式》、《述赦》、《明忠》等篇，主要探讨了法令赏罚思想，这也是王符用予规范封建统治秩序，使之有序稳定的又一个重要手段，王符称：“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三式》）。在《贤难》、《考绩》、《思贤》、《实贡》等篇中，主要反映了王符的用人与贤才思想，针对当时社会“求贤之难得”（《贤难》），骄奢之人“噬贤”、“隐贤”、“蔽贤”之怪现象，王符严肃警告统治者“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实贡》）之道理，吁求统治者“待贤而治”，除此之外，王符还论述了为臣之道，怎样处理和君主的关系。《相列》、《卜列》、《巫列》、《梦列》诸篇，主要反映了王符对天命鬼神、世俗迷信的探讨，这些问题是东汉社会的热点问题，王符采用“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的方法来分析之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