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电影公路类型与主体形象.docVIP

农村题材电影公路类型与主体形象 　　近年来，中国农村题材电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90年代至今，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急剧社会变迁，大量农民离开故土，从农村走向城市，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工潮”。可以说，农民工及其流动性为农村题材电影创作提高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涌现出一批“公路题材”电影。不同于西方的公路片，中国的“公路电影”尚不能称之为类型，而只是初步呈现一些类型的元素。农村题材电影的“公路类型”塑造出了一个个与传统农民完全迥异的新的农民形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种类型，两种建构 　　 　　纵观西方公路电影的发展历程，在其不断的衍变进程中延伸出两条支线。其一是传统犯罪题材的公路电影，以《邦妮与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1967）为伊始，后又相继出现了如《真实罗曼史》（True Romance，1993）、《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1994）等一批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影片。一对亡命鸳鸯的配对是这一题材的惯有表述模式，两个人的互动可以擦出更多的火花和戏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异性的组合是唯一配对合方式，《末路狂花》（Thelma Louise，1991）开启了这一支线发展的新方向，影片颠覆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情结被迫处于边缘地位的状态，将女性元素同公路题材巧妙揉合在一起。而至新近出品的影片《刑房?死亡证据》（Grindhouse，2007）中，塔伦蒂诺已经彻底摒弃了所有的类型元素，人物形象建构完全成为二元对立的脸谱化塑造。除能引起观众血脉喷张的犯罪题材之外，公路电影的另一条支线是洋溢情感宣泄和心灵蜕变的温情式题材。这一题材的代表作品《德克萨斯的巴黎》（Paris, Texas，1984）和《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1998）均是非好莱坞制作，前者以忧伤的笔触勾勒现代文明下的孤寂灵魂，后者则通过影像书写出小主人公约书亚的寻父之旅以及对神灵的隐喻。 　　两相比较，中国的公路题材也多是温情式创作，与前者存在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红色康拜因》一片与美国导演大卫?林奇的作品《史崔特先生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1999），两者均是以收割机取代汽车作为交通工具贯穿影片始终，在犹如一???幽怨的抒情诗中留给观众无尽的哀伤和惆怅。 　　总体看来，有几部国产电影已经处于逐步按照类型化的方向过渡之中。《红色康拜因》中的父亲与儿子，《落叶归根》中赵本山饰演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马背上的法庭》中的老冯，《香巴拉信使》中的乡村邮递员，他们首先是一个个有别于传统农村题材的新农民形象；[1]其次，这些影片的人物形象鲜活性格饱满，充分体现出农民质朴纯真、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红色康拜因》中的父亲不辞辛劳的外出打工，努力为儿子营造好的生活环境，《落叶归根》中的农民工历尽艰辛把客死他乡的同伴背回老家，而《马背上的法庭》和《香巴拉信使》中的公务人员则数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乡里村头，履行着各自的公职；这几部公路题材的作品在进行人物建构的模式上也尝试了对西方类型片的借鉴，同时又兼顾到了本国特色。他们之中有父子式的组合，法官与新来大学生的组合，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落叶归根》中农民工与亟待入土为安的同伴，以及《香巴拉信使》中邮递员与老马相依为命的组合方式。 　　 　　 一种题材，两种表述 　　 　　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农村题材电影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先后涌现出《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花好月圆》《五朵金花》等一大批经典电影。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题材电影仍然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到2008年6月底，我国共创作生产电影故事片4425部，其中农村题材影片438部，约占影片总量的10%。此外，还有农村实用科教片3707部，农村题材的电视电影故事片104部。 　　农村题材的电影创作具有深厚的背景和历史的传承性，一系列聚焦农村变革和立志图新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了各个时期的精品。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塑造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新时期的农民形象，体现出了对农民和农村的独特的人文关怀。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温暖而闲适、古老而和谐的农家亲情和伦理，一直是农村题材电影表达的主题，也是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和追捧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经历着一场从未有过的震荡，农民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伦理状态、情感状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勤劳勇敢的传统农民似乎正在悲壮地与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告别，“农村”、“农民”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成为了新世纪以来最富于变动，从而含义最含混的所指之一。新的产业农民正在艰难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