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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沙治沙活动中市场机制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榆林;土地沙化防治;市场机制 [论文内容提要]市场机制的运用曾使榆林的土地沙化防治出现崭新的局面?但随着防沙治沙事业的发展,它也面临着一些由深层因素导致的问题?一条可行的出路是:政府利用自己的投资弥补外部性给私人投资造成的损失,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 土地沙化的防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难题?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防治治沙更是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与人类的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土地沙化的防治需用一定的方式取得并组织各种投入?但防沙治沙又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因为其首要目标是生态效益?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样的活动必然具有正的外部性?也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对他人(非投资者)的利益带来正面影响,而这些正面影响无助于投资者的收益?这当然意味着投资者收益的损失?一般来讲,有外部性的地方就有市场失灵?就正的外部性而言,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就是私人投资不足?这就使我们在开展防沙治沙活动时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领域能否运用市场机制?再进一步:如果能,又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在这一方面,陕西榆林市的探索无疑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市场机制初显巨大威力 榆林位于陕西省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在历史上,榆林沙区曾是“水草丰美,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好地方?秦汉以降,由于战争和垦殖等人为因素的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土地沙化问题日趋严重?到唐代中叶,曾“临广泽而带清流”的大夏国都统万城已“堆沙高及城堞”,面临灭顶之灾?据调查,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流沙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吞没农田牧场40万亩?到解放时,沙区仅存的165万亩农田也处于沙丘包围之中,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退化严重,载畜量甚低?建国以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榆林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沙治沙活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榆林防沙治沙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政府领导的群众性大会战,年复一年,沙区群众?民工?部队?民兵以及干部?工人?市民开赴沙区兴修水利?植树治沙?营造农田?应当承认,这个时期的治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防沙治沙的方法上有不少有益的探索?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在土地沙化防治方面的投资不足,投资的使用效率也较差?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1)投资渠道单一?这一时期土地沙化防治的投资严重依靠国家?(2)个户动力不足?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防沙治沙舞台上的角色的主次排序是国家?集体?个人,实行“国营造林和集体造林并重”的方针?所有权方面的政策是“国造国有,社造社有,社员在房前屋后植树归个人所有?”这种责?权?利格局把个户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加之集体林业生产和经营搞“大呼隆”?吃“大锅饭”,劳动者干多干少一个样,多劳不能多得,所以防沙治沙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3)沙区群众的物质生活保障被忽视?这一时期的生态建设与沙区群众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愿望缺乏关联,沙区群众的物质生活保障受到忽视,因而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4)左倾错误思想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实践证明,排斥市场机制?否定利益驱动是错误的? 是体制改革为榆林的治沙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由群众的自发探索变为政府的引导取向,而且在不断完善的同时由种植业和养殖业向农村中的林?牧?渔等部门渗透?在这种新的宏观政策环境下,榆林地方上的防沙治沙政策在探索中不断取得突破?1979年,地委?行署试探性地给每户划拨了3—5亩荒沙地,进行治理?经过两年的实践,大家更有了信心?1981年,地委?行署决定进一步扩大和健全林业生产责任制,开始放手划“五荒”(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允许“两突破”(即突破每户平均3—5亩的限制和按户?按劳?按人平均的框框);划拨给社员的“五荒”地,由县政府发给林权证,允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允许继承;机关?学校?厂矿?部队也可以划给一定面积的荒沙?荒地,包干造林,谁造谁受益?这些符合实际情况和群众利益的政策,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拥护?以前,社员下地劳动,全靠生产队长吆喝?打钟;新政策落实后,天还没亮,社员们已经自动出工了?有个记者曾形象地说:“钟声不灵政策灵”? 1984年初,林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全面落实,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沙?1985年12月,榆林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荒沙?荒地的个户雇请帮工,把承包治沙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谁承包,谁治理,谁投入,谁受益”的荒沙治理开发原则下,沙区群众表现出空前的治沙热情?由于个户承包治沙的形式把投资和收益直接联系起来,激活了沙区群众改善生活甚至发家致富的强烈动机,所以收效甚好?群众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