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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官督”对中国早期工业企业影响 　　【摘要】近代工业企业“官督”行为是影响企业治理的重要因素。晚清政府通过对企业经营项目审批权、人事任免权和账目稽查权的控制，对近代企业治理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政府在为近代企业发展提供多种政策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企业产权关系模糊和法人地位的丧失，因而不仅影响了近代企业治理成效，也要为中国失去早期工业化的宝贵时机承担责任。本文以轮船招商局为例，简略分析“官督”对中国早期工业企业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工业企业;官督;轮船招商局 　　 　　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产生，除了个别为官办外，基本上采取了商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形式，而官督商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3年，以官督商办形式先后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有40余家。所谓官督商办，根据李鸿章在筹办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所作的说明，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商“自立条议”，亦即他后来所说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企业的资本由商筹集；而“官为维持”，则是由官为企业的经营提供商机。因为商出资本，所以“自立条议”；因为官有权势，所以“总其大纲”。对清政府来说，“官督”就是企业经营活动要全部置于官方的保护、扶持和监督控制之下，而经营活动由官方认可的商人出面经营。 　　为解决漕粮北运的问题，1872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这标志着近代民用企业弛禁。招商局的创办是在官府直接控制、庇护下，利用上海租界文化环境优势、华人商股实现的，并由此确立官督商办的经营体制。总督李鸿章在创建轮船招商局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筹集资金、获得漕粮运输专利权、争取免税、任命经营人员，保护公司及其经营者免受敌对派系官僚的攻击等方面。在此过程中，“官督”主要体现在官方严格控制和掌握企业经营项目的审批权，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控制和任免权，对企业经营账目的审计稽查权等。在此过程中，“官督”对轮船招商局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如发现和任命了一批经营管理人才，发现和惩治了一批腐败人员等。但由于“官督”带有浓厚???官僚色彩，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１．“官督”在轮船招商局中所起的积极效应 　　近代企业在当时刚刚开始出现，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恶劣环境，私人创办企业不仅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倾轧，而且还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各级地方官吏豪绅的盘剥和捐税的苛扰，也使其难以负担和抵御。而由政府出面创办近代企业，则可减少若干阻力，甚至取得某些优惠待遇。所以，商人希望通过这种“官督”方式，获得官方的庇荫，以便争取单纯依靠本身力量所难以获取的利益。“官督”对轮船招商局所起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通过垫借官款、直接投资等方式给予招商局资金支持。在近代早期工业企业的兴办过程中，官督商办企业虽是“商为承办”，但在开办的时候很多企业仍由官方垫借全部或部分开办经费。轮船招商局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和政府共达成了四笔主要借款：1872年李鸿章从直隶练饷中提取的招商局开办费13.5万两；1876年李鸿章从直隶、江苏、浙江和天津海关调拨45万两援助招商局应付八月风潮和国际危机而带来的业务损失；1876年李鸿章借给招商局20万两左右用于购买江轮；1877年沈葆桢担保100万两援助招商局购买旗昌轮船公司。到1877年，招商局对政府的负债总额达到192.8万两。另外，为使公司得以运行，李鸿章把他的私人资金5万两委托给朱其昂（作为启动资金）。这些款项都是借与该局，直率的说就是息存于该局的。 　　第二、官方对企业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并惩治企业中的腐败行为，有助于企业的治理。如徐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因挪用公款事发，被勒令退赔，以至于“家业荡然，生机尽矣”。 　　第三、官方通过给以专利、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招商局创办之初，李鸿章就一直强调“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招商局从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以后又享有承运各省官物的特权。在津贴、缓息、免息等方面，这些都是招商局成功的重要因素。 　　2.“官督”在轮船招商局中所起的消极效应 　　政府“扶助”势力薄弱的私人资本，从而开创中国早期的工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官督”对企业治理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官督”模糊了企业的产权关系，使近代企业治理结构混乱。产权即财产权利，是指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关系，其本质之一就是与财产有关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这意味着特定的权利只能有一个主体。实际上，官督商办企业将整个企业运作机制纳入到清朝统治者阶级利益的背景之下，模糊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政企合一的模式必然导致官权与经营权的结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