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桥梁数字时代教师新角色.docVIP

数字桥梁数字时代教师新角色 　　随着数字化学习时代的到来，人们认识到教师角色从权威的知识传授者向多元化角色转变――教师成为研究者、反思者、信息时代的知识领航者、协作与合作学习的参与者和引导者、课程开发者、教学资源设计者和组织者。[1]本文基于Wesley Fryer描绘的数字景观，从数字桥梁的视角讨论数字化学习时代教师的新角色内涵。 　　Wesley Fryer描绘的数字景观 　　2001年，Mark Prensky在《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中首次提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把自然而然地使用技术的年轻人称为“数字原住民”，把大多数成年人以及大学、中学的教师归为数字景观里的“移民”。2006年10月，Wesley Fryer在《数字难民和桥梁》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数字难民、数字桥梁、数字窥探者和身份不确定者的概念，并且描绘了数字景观。[2] 　　 　　 　　数字难民，指那些因为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远离数字文化的群体。数字桥梁既不是真正的数字原住民，也不是完全的数字移民，它既有原住民也有移民的特性。因此，数字桥梁与这两组人都可以相对有效地沟通。身份不确定者还没有决定他们适合哪一组，或者他们想适合哪一组。他们可能是移民或难民，但还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身份偏好。数字窥探者虽然知道数字世界，但还非常初级，甚至还没有到入门级的水平。国内资深媒体人士胡泳研究了“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特征。他提出，“数字原住民”是与科技一起诞生、一起长大的，他们使用电脑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们吸收信息和做出决策都快得惊人。超文本、即时回应、多重互动等新媒体的特性，使得这一代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已发生显著变化，具有同时接受和处理多种信息流的能力。他们“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为生”。而“数字移民”主要是指3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对科技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是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3]“数字经济之父”、“趋势大师”唐?泰普斯科特在其新著《数字化成长3.0》中，通过对自己的两个小孩以及无数N世代（互联网一代）个体的观??，总结了这一代人身上独特的“基因”，由此可以管窥互联网一代的全貌。[4] 　　你是数字景观中的哪一类 　　对照Wesley Fryer描述的数字景观，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即当前数字化角色――数字移民？数字原住民？数字难民？数字桥梁？身份不确定者？然后，认真思考自己将要转变成什么样的数字化角色――是从身份不确定者或数字难民转变为数字移民，还是从数字移民转变为数字桥梁？变与不变，总有一个角色属于你。 　　笔者在《青少年信息技术教育的“四结合”模式探析》一文中提出，作为“数字移民”的教师和家长，如何教育和培养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面临巨大挑战。文章中通过个案研究揭示，要在“四结合”信息技术教育的框架下，加强与孩子的互动、交流与融合，走互学互教、互帮互促的共同成长之路。[5] 　　一个典型的数字化家庭及其特征 　　下面将要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数字化家庭的数字景观。该家庭硬件共拥有：6台电脑（4个台式机，2个笔记本电脑，其中2个台式机已送给乡下亲戚），所有电脑开机即可同时上网；1个3G上网卡，方便笔记本电脑移动上网；1台扫描、复印、打印一体机；1个320G移动硬盘；2个MP4；1部电子书；1个可录像的数码相机；4部手机，其中2部可以随时上网，1部带126随身邮；1部带ADSL宽带的固定电话；2台数字电视；1台DVD……软件方面，除了电脑常用的系统软件和应用程序外，每人至少拥有1个博客、1个电子邮箱、1个QQ号、1个网盘……数字化应用方面，以上数字化装备主要用于家庭成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包括娱乐、休闲、人际交往等），但各有侧重。例如，父亲侧重于数字化学习、网络化教学（博客导学）、在线写作、网络办公、师生交流和扩展个人社会化网络，母亲侧重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网络交流和数字娱乐。孩子侧重于解决学习中的问题、网络交流和数字娱乐。 　　图2描绘了该数字化家庭独特的数字景观。其中，女儿是15岁的初三学生，是数字原住民；母亲是医学工作者，是数字移民；父亲是大学教授、信息技术教师，是数字桥梁；伯父、伯母、姑母、姑父等是数字身份不确定者；爷爷、奶奶是退休乡干部和小学教师，是数字难民。父亲承担了家庭教育中极为重 　　 　　 　　要的“数字桥梁”角色。第一，理解孩子不断增长的数字化应用需求，为孩子创设良好的数字化环境（包括硬件、软件和应用示范3个方面）。第二，指导孩子配合学校的信息技术课学习信息技术，使孩子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网络化学习和为班级服务（担任班长6年）。第三，通过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帮助孩子养成“依靠而不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