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我国对外形象.docVIP

如何打造中国对外形象？ ——基于东亚各国民意数据的分析 2013年3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崛起：东亚与美国观点的评估”论坛，本文为与会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特别研究员黄旻华提交给论坛的报告翻译，国庆之际，经几位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特此刊发本文以飨读者：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目标国家的调查，主要在2010年至2012年完成。基于此可以建立参照系，与未来数据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通过积累连续的调查数据，可以为动态分析建立纵向的数据库。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大概仅有两项调查，可以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构成对比，即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和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 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下述问题：“你未来五年是否看好中国？”表1是皮尤在2008年至2012年间的数据，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的未来感到极其乐观；印尼民众同样倾向于对中国未来看好；日本民众对中国未来看好者最低，在2009年和2010年，仅四分之一受访者看好中国，这一数据曾升至34%，但在2012年跌至15%；韩国民众对中国未来看好者高于日本，但远远低于印尼。 皮尤的报告显示，外部环境和双边关系的起伏，会影响受访者的认识。换言之，尽管民意数据短期内可能有波动，但长期来看趋于稳定。比如说，皮尤的报告显示，就对中国未来持积极预期而言，中国、印尼、韩国、日本的民意数据一直呈降序排列。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尽管对受访者的提问在措辞上有细微差别，但上述亚洲四国的民意数据依旧呈现出惊人的一致。这间接地佐证了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尽管后者仅汇总了特定时期的跨国数据。 各国民众认识存在差异的原因 亚洲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对比尤为明显。迄今为止，我们仅就宏观的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尝试寻找比较表面化的解释。显然，进一步深入讨论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将会十分有意义。 关于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差异，我们试图以两种不同的角度分别解释，并予以对比。具体来说，这两种角度的区别在于强调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般所称的自由主义学派注重前者；而建构主义学派则重视后者。对于同一考察对象，我们分别引入两套分析变量，一套关注受访者的政治信仰、价值观，而另一套则注重经济影响。 2013年6月底，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全程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 基于文化、意识形态变量的分析框架，主要从下述4项指标进行考察： 第一，民主评分差距：受访者需要对本国与中国的民主程度进行对比，给出评分。评分总分为10分，其中1分代表完全不民主，10分代表完全民主。 第二，社会传统价值观：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深受儒家伦理熏陶，强调修身养性、家族敦睦、父慈子孝、尊老敬贤、克己复礼、勤俭节约。本项调查通过关注受访者的家庭、人际关系、工作伦理，来考察其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程度。 第三，自由民主价值观：参照胡佛教授的理论，本项调查关注受访者对自由民主价值原则的认同程度，其中包括民主责任、政治平等、权力制衡、政治自由和多元主义。 第四，民主的受支持度：本项调查从下述5个方面考察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度，即认同程度、期望程度、适应评价、效率评价、重要性评价。为此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设计了测量民主合法性的量表。认同程度是指认为民主总是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期望程度是指期望当前政府达到的民主水平；适应评价是指认为民主适合该国；效率评价是指民主政府应对该国主要问题的能力；重要性评价是指与经济发展等社会目标相比，民主的重要性。由此，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衡量民主的合法性。 以上就是基于文化、意识形态变量的分析框架，作为对比，还需引入基于经济影响的分析框架，后者同样包含4项指标： 第一，经济开放容忍度：关注受访者是支持保护主义，还是经济开放？后者意味着开放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第二，本国经济状况评价：直接反映受访者对本国经济的总体评价，从极好到极坏。 第三，家庭收入状况评价：反映受访者对家庭收入能否满足需求的评价。 第四，就业状况：反映受访者是就业还是失业。 首先，从国别层面，综合来看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与上述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对比分析各国的指标，同时参照中国崛起在该国民众中受到的正面评价，会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解释。 图1显示，“民主评分差距”指标与该国民众正面评价中国崛起的影响之间呈线性关系。 这显示两者之间有某种线性关系。换言之，受访者眼中的民主评分差距越大，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就越低。据日本的民意数据，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民主评分差距最大，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最低。据菲律宾的民意数据，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民主评分差距最小，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