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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三农”问题认识与思考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这一点,中央有要求,基层有呼声,上上下下已经形成共识。“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集中体现在何方？根本出路在何处？这是一个我们长期以来为之而求索,同时又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衡水是典型的农业大市,笔者从衡水市情出发,经过深入调研和理性思考,对破解“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和认识。 　　 　　应着力解决“两个倒挂” 　　 　　我认为,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三个不协调”，主要症结是“两个倒挂”。“三个不协调”，就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农业占GDP的比重小而从业人员多,占全国50%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的GDP只占全部GDP的15%）,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三农”获取生产要素份额小）。“两???倒挂”,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倒挂和工农产品价格倒挂。 　　一是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倒挂。我国农村人口占80%左右,而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重一般在30%左右,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已经降到了10%以下。这个倒挂,使得我国出现了两个规律性的客观现实,就是当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候,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显性矛盾,什么都要票,什么都紧缺,城乡消费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反这来什么时候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高了,就出现了供大于求,多数的农产品难于变成商品,导致周期性的、偶然性的谷（菜、果、蛋）贱伤农。加之目前多数农产品生产缺乏标准化、尚未达到优特化,难以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国外出不去,国内卖不掉,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另外,从国内外农业劳动者占有耕地来看,90年代中期,美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118.2公顷（1773亩）,每个劳动者创造增加值为39523美元；加拿大分别为173.9公顷（2609亩）和30202美元；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16116亩）和30904美元,而我们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90年代中期为一公顷（15亩）,现在下降到了0.4公顷（6亩）。国外的农民是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而我们的农民是分散在若干地块上劳作（有的农户一家土地多达13块）,重复投入严重,劳动效率低下,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仅为307美元,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之比为1:100。 　　二是工农产品价格倒挂。即所谓我们老生常谈的“工农剪刀差”。这使得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反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远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巨额积累,导致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总体竞争力弱。由此，导致三个不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使得城乡国民待遇显失公平。 　　综上,“两个倒挂”的直接后果就使农业增效的幅度越来越小,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到了1.9:1,86年到94年,又从1.9：1扩大到2.9:1；从95年到2002年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2003年这个差距大概扩大到3.3:1。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基本保持在1.5:1左右,不仅发达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 　　 　　出路在于城镇化 　　 　　如何按照温总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加快扭转“两个倒挂”和“三个不协调”,实现农民快增收、大增收、长增收,结合衡水实际，我认为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和农产品的全球优特化（当然,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地制宜,进一步抓住四头,即：吃透上头,摸清下头,借鉴外头,抓住大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三方面上求突破：组织化上做文章,在市场化上找出路,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综合用好“加减乘除”四法,积极探索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有效途径。 　　一是用好“加法”。在衡水，就是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加大投入力度,稳固农业发展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大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市场化服务力度,努力降低农业和农民的风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大农业项目建设力度,培育农业发展的龙头,加快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式根本性转变。重点抓好“六个一”：⑴农业总投入要比前五年增加10亿元,五年累计总投资30亿元（前五年累计投入20亿元）。⑵农业龙头经营组织五年新增100个,2007年底达到176个（2002年底为76个）。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每年增加100个,2007年底达到1300个（2002年底为730个）。⑷农业龙头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