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家能力来分析清末衰败及其表现.docVIP

用国家能力来分析清末衰败及其表现 　　摘要：用国家能力的概念来分析清末政府，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王朝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导致了满清政府能力的不断下降。 　　关键词：国家能力；清末；衰败；表现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216-02 　　 　　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愿望或意志的能力，一些学者把国家能力等同于中央政府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主要的能力，因为财政是国家的命脉[1]。国家权力的扩张必须以自己的能力为边界，超过了国家能力的扩张最终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危害国家能力。在清末，我们既可看到国家能力的不断衰退，也可以看出清政府为恢复国家能力所作的努力及其失败。 　　 　　一、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 　　 　　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2]。中国的中央政权结构到县级为止，作为地方基层官员的县令，大概管辖有20万左右（一说30万）的人口[3]。管辖这么多的人口，县令必须雇用人手（师爷和吏役），吏役不属于官僚体系，从而正式的官僚机构无法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作为回报，这些下层吏役被默认从百姓身上收取“礼物”，而知县以及上一级官员同样有如此陋习。这些知县属于正式官员，因此受到升迁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吏役却不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其最大的制约来自于他们的上司――县令的个人影响。同时，中国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与皇权联系。中国的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绅士支撑着国家，绅士治理乡村。同时，家族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绅士阶层、家族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县令通常通过下属与地方乡绅和名门旺族合作，实现征税、征兵等国家功能。绅士也乐于同政府合作，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有可能获得利益，同样，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也不属于帝国的官僚体系。 　　在这一结构下，王朝政府只要有能力控制正式的官制系统官员，并能够与地方乡绅和宗族合作，就可以实现岁入。但在王朝末年，这种结构被打破了，而清末政府力图恢复对地方的控制的，不仅导致了这一结构的解体，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二、清末的治理危机 　　 　　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末的危机表现在： 　　1.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危机和农业歉收 　　满清帝国从顺治立国开始，国力渐增，“康乾盛世”是清朝帝国辉煌的表征，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王朝开始受到侵蚀，不无讽刺的是，这正是清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平稳的鼎峰。罗兹曼认为，19世纪事态的发展证明18世纪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人口可能出现过剩的征兆，实为人口因战乱而锐减的序曲，而前代因袭而来的社会组织也未能经得起来自国内外的挑战[4]。人口的增长达到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极限。中国以农业立国，素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人口大量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何炳棣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显示，1750年的人口为2.15亿，到了19世纪初，人口总量已近3亿。 　　到了19初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6亿，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基本上已经用尽，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平均每人不到2亩。斯考切波的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内容，到了19世纪，有用的土地全部开垦完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发展的顶点[5]。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农民的收入锐减。以四川省巫山县为例，该县县志显示，该县从咸丰二年（1852）到光绪十七年（1902）发生了六起灾荒[6]。“天府之国”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灾害之严重。 　　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将债务转嫁给地方，而腐朽的地方官僚又将这种债务成倍放大，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世纪以来，中国村庄中接近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量增多。现代一些局部研究表明，这类人占居民总数的一半或更多……他们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不仅从生理上看，他们在死亡线上啼饥号寒；而且从社会学上看，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他们与上层阶级关系。愈益疏远[7]。天灾加人祸，清王朝日渐衰落。 　　2.农民起义频繁爆发 　　痛苦不堪的农民一再采取了暴力的反抗形式，“1796年到1803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主要是反满清政府，但却起源于人口和粮食供应之间不平衡的不断增长”[8]。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源于人口过剩与中国南部省份的管理不当。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历时15年的捻军起义。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