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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里“UFO”邵韦平访谈录 　　受访者：邵韦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 　　兼任院方案创作工作室室主任：总建筑师) 　　采访者：姜?(《城市中国》杂志主编) 　　采访时间：2008年8月7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方案创作：[作室 　　姜　?(以下简称姜)：明年是建国60周年，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以下简称北京院)，在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60年历程中可以分为哪些阶段7院内的方案创作工作室是在哪个阶段出现的? 　　邵韦平(以下简称邵)：北京院作为一个60年历史的大院，在中国的设计领域和城市建设方面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烙印，无论是她成功的辉煌还是失败的教训，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载体。从历史上看，北京院几乎参与过所有新中国成立后首都重大的城市建设项目，包括天安门广场规划、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首都体育馆，这些项目至今在建筑领域都还具有示范作用。就是在当前，虽然受到市场开放的影响，北京院所占的市场份额绝对值在下降，但总的来说，设计项目在市场方面占有的比例还是最高的。中国建筑学会刚刚评了2008年优秀建筑奖，22个奖项中其中8项都是与北京院有关的作品，比如T3航站楼、五棵松体育中心、国家大剧院、国家会议中心、万科第五园等。这说明北京院在主流的设计领域，还是占有比较大的份额。谈到中国建筑的时候一定会与北京院有所关联，这是必然的。 　　作为北京院的一员，我们一方面为这个历史感到自豪，从中获取了很多专业财富，也得到很多锻炼的机会。但同时，我们也背上了一定的历史包袱，比如一些传统体制下固有的工作模式、过时的思维方法、建筑理念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目前的工作。而随着国门的打开，在与国外顶级的设计公司接触过程中，我们感到这种不足越发明显，所以，这些年，在院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做了很多改革的试验，这些试验的目的，就是尝试调整我们自身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调整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从这一任领导主政之后，我们试着在大的背景体制不能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做一些局部的调整，在一些小环境里面让年轻人有充分表达个人思想的自由，产生思想火花的碰撞，实施一些以前不太习惯的做设计的新方法，这是方案创作工作室起步的原动力。通过这些年的积累，工作室从小到大的发展起来，项目的质量也得到了不断地提升。 　　姜：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可以理解为方案创作工作室的诞生是面对更加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的产物，那么它与大院体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邵：作为设计院内的设计师来说，我们也愿意追求一种理想，并不甘心将大院视为一种包袱、一个没有活力的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调整，尽快摆脱大院传统包袱的束缚，尽快与市场接轨。现在院里提出贴近市场、融入市场和引领市场，就是希望将大院渐渐引向一个面向市场和具有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大院，而不是纯国有体制下、效益很低的大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定义大院的时候，不要僵硬地认为大院就是以前的大院，大院其实也在面向世界和未来发生变化。工作室模式是向市场开放中过渡的阶段性措施，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能够摒弃以往大院的弱点，同时把大院的优势发挥出来。我专门考察过国际上的设计机构，一类是像福斯特事务所这样的超大机构，另一类就是合伙人制的小机构，这两类机构做的是不同类型项目的工作，他们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是应不同市场划分的需求而出现的，不能简单地论高下。比如说，机场的项目，没有大院是很难实施的，这在美国也不例外。所以从理想的层面来说，我们希望向市场发展，我们认为大院并不是消极的代名词，而是大院里面的一些落后体制需要改进。所以，我们希望能进行集团化改制，渐渐地把大院的优势保留下来，把大院的缺陷去除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生存的空间。将来大院还是会有市场生存空间的，当然不再可能是一个城市拥有几百个大院，可能会有几个有竞争力的大院来主导市场。 　　姜：那么，方案创作工作室在整个北京院中主要承担的项目是哪些? 　　邵：我们的工作室在成立之初，一方面是希望院级的专业领导能有一个直接指挥的团队，做一些不能下拨到生产部门的工作，比如一些很紧急的、具有政府指令性质的项目。另外，我们希望在院的层面内有一个实验的平台，能把好的思想和想法先做起来，起到实验平台的作用，比如，北京中石油总部的项目就是在这个平台集合了我们院好几个部门的优秀建筑师完成的。我们现在正准备推出工作室的英文名称――“UFO”，它是Un-Forbidden Office的缩写，它受到的启发来自于我们工作室最近做的奥运中心区景观设计项目。按照奥组委的要求，这个景观设计要体现出“人文”奥运的主题和中国元素的特点，恰巧这个中心区正好在北京的中轴线上，而北京中轴线上的紫禁城、故宫、四合院都是北京最典型的文化代表符号，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