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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位理论”西部农村农民收入实证分析 　　一、引言 　　程厚实研究员根据19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杜能的“区位理论”提出了能很好解释云南经济发展现状的“孤岛模型”。其基本假设如下:一是区域中只存在农村及城市两部门经济,彼此的产品互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二是不考虑技术等其他因素的差异,产品及其生产具有同质性;三是城乡产品交易依赖唯一的公路且其通行质量无差异;四是城乡距离决定了交易成本(运输成本),也是决定农业生产方式的关键因素。这种理论虽然简化了很多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但很符合云南省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 　　二、实证分析 　　(一)云南农村现状 　　首先,云南农村地理环境恶劣且可耕种面积十分有限。云南农村的地理环境复杂,山地、丘陵占全省土地面积94%,盆坝、河谷仅占6%,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约为1.1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旱地约占耕地的64%。其次,城市化程度低且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严重不足。从劳动力就业结构来看,全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1678.42万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63.61%;第二产业298.57万人,仅占11.32%;第三产业661.38万人,为总体的25.07%。可见不论从户籍还是就业的产业结构来衡量,云南的经济发展都处在全国较低水平。再者,教育严重滞后。按照相关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底,全省劳动力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6.8年,少数民族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集中在3―6年这个区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女性中文盲和半文盲程度非常高。最后,云南恶劣的地理环境限制,再加上投入有限,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交通、通讯条件制约了农民获得外部资源及信息的能力。部分地区仍然停留在“交通主要靠走、通讯基本靠吼”阶段。 　　(二)模型基本假设 　　假设前提是:云南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与该年人均财政支出有密切相关,而且与农民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关;在云南许多交通极其不便的农村地区,农民去当地县城都要靠步行一两天,农民离区域中心城市昆明的远近决定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及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小,即这种中心城市的辐射距离对农民的收入影响很大。 　　(三)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各县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用Yd表示(单位为元);解释变量K为各县2007年人均财政支出(单位为元);解释变量L为各县2007年人均教育年限(单位为年),解释变量D表示当地县市政府机构所在地到昆明的空间距离(即公路里程)。以上各变量中农民可支配收入及人均财政支出等均来自《2007年云南统计年鉴》,自变量D则来自于云南交通地图的数据。 　　(四)模型分析与检验 　　根据云南省2007年129个县(市)的截面数据,构建农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财政支出及教育年限、离区域中心城市昆明的距离之间关系的经典多元回归模型,利用Eview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宏观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Yd = 1245.97 + 0.4397×K + 211.112×L ―2.43×D 　　t =(2.74) (3.8)(3.83)(-7.46) 　　其中经过调整拟合优度Adjust R-squared=0.608, F-statistic=52.96,DW=1.5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整体和各个参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拟合度比较好。DW值虽略小于下限dl =1.63,表面上看参数间具有初步正自相关性特征,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得残差的自相关系数为0.26,残差的自相关并不显著;约等于0.608的调整的拟合优度意味者,三个解释变量大约能解释农民可支配收入变化的60.8%。R2 一个重要性质是,它是出现在模型中解释变量或回归元的个数的非减函数;随着回归元个数的增大,R2 几乎必然增大并永不减小。换一种说法,多加一个解释变量X必不会减少R2 。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中没有哪一点要求R2 必须是高的,从模型来看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经济意义解释、逻辑或理论关系及统计显著性可以明确此模型是优良的。 　　三、结论 　　首先,根据云南省农村的实际,当年人均财政支出是影响云南省农民收入一个主要因素,政府每额外增加一元的人均财政支出,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加0.44元左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能认为这远远低于潜意识中我们对财政投入的收入效应预期,甚至不如将它直接转移支付给老百姓;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如果考虑到云南省各县市“吃饭”财政的现状,大部分财政支出都以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工资的形式来支出的,只有极少部分资金真正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产业化的推进等新农村建设,这个结果还是可以让人欣慰的。其次,教育方面,农民每增加一年教育可以增加收入211.112元,表示农村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明显,但模型估计的过程中我们得到的标准差较其他两个解释变量的标准差大,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