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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情理下村干部角色 　　摘要：“村干部”这一角色是实现国家和村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乡镇干部和村民对村干部都有着不同的角色期望和需求，村干部不仅受到当地习惯、礼俗、亲情、伦理等因素的制约或约束外，其自身也具有特定的利益诉求，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同于其他的村民但又是村民，实质上承担科层制的某些功能，形式上又不属于科层制的成员。因此，探讨村干部的角色应从“地方性情理”入手。 　　关键词：村干部；社会角色；地方性情理 　　中图分类号：F32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71-02 　　 　　一、乡土社会情境下的“村干部” 　　 　　村干部（Village Cadre），有很多不同的指称，如乡村精英、当家人、村官等，要明确界定村干部的概念，必须考察与之相联系两个概念。一是乡镇政府及其官员，位于国家科层制底层的国家机关，负责向村民传达和落实国家意志、担负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任。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村民，他们一般指农户，农民是村民的集合。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般村民（这种村民与村干部的人情往来较少，与村干部处于弱关系状态）；“亲缘性村民”（即建立在宗族、姻亲基础上的亲戚关系或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朋友、同学关系）。 　　二是村庄精英，他们可能与前两类村民相重合，或本身就担任村干部，在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杜赞奇认为，权力的合法性不是由国家的行政命令赋予的，而是建构在文化的网络基础之上。文化一词指的是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和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村庄精英的权威来源于民众的认可，而非源于国家的行政命令。村庄精英对村干部的权力存在更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重大议题上，比村干部更具有发言权。 　　因此，村干部一方面是一种承担公职的官/干部，从事着农村的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管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一群有利于国家科层制之外的“边际人”。虽然他们也受到国家科层制最底层乡镇干部的影响，办理政府下达的任务，代表国家，充当其代理人，但却不属于国家编制。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同于其他的村民但又是村民，实质上承担科层制的某些功能，形式上又不属于科层制的正式成员。他们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内享有公共权威并对其自身的行为进行定义。 　　 　　二、村干部角色的理论审视 　　 　　精英理论：贺雪峰认为，村庄精英就是那些掌握村庄优势资源的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大的影响。他和仝志辉将村庄精英分为两类：一是体制外的村庄精英，既非体制精英，一类是体制精英，即村支书、村长等。并且他强调村庄治理状况往往为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关系状况决定。 　　在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研究中，费孝通以“双轨政治”强调了绅权，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个层面，此外，孔飞力提出了“士绅操纵”说，孙立平提出了“皇权―士绅―小农”三层结构的理论，他们都强调地方精英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随后，很多学者认为，随着新乡土社会的到来，国家政权深入基层，使基层社会关系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它改变了传统社会角色关系和行动机会――乡绅的功能被村干部所代替。又随着村民自治这种国家建制的提出，要求国家政权逐渐退出基层社区，地方权力重新回归到地方精英的手中。像苏南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刘庄的史来贺等，就是这样的典型。王汉生认为，他们实际上就是权力精英，其权力是上级党政机关正式授予的。这些研究对国家的力量、特别是国家政权的层层行政系统之管治力量，对于乡村基层的规范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它甚至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视角。 　　角色理论：徐勇通过对湖北江汉平原中部杨村的分析，提出了“双重角色”论，探讨了村干部的代理人与当家人的角色。他指出，由于村干部将两种角色寓为一体，双重角色的来源不同，对其期待也有差异。政府希望村干部有效贯彻落实政务（即履行好代理人角色），村民希望村干部为其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便不可避免的存在身份上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愈益突出。特别地，政府要求村干部代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一些农村地方基层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控，特别是政府对农村管理事务迅速增多，造成“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 　　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村干部角色进行的探讨，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以启迪，但是这些研究多沉湎于“国家―社会”的思维分析框架中，或过于依赖西方学术话语理论模式和方法。对此，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即从地方性情理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三、地方性情理：一种新的研究进路 　　 　　研究中国的村干部，必须把其放到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去，以“文化